近年来,随着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开放发展模式由以资本的输入为主逐渐转变成资本输入和输出并重。我国企业到境外建立公司或开展并购业务等经贸活动的积极性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幅增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贯彻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税收营商环境是东道国的营商环境里不容忽视的一环,是国际合作需考虑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国情差异较大,在不同国情基础上设置的税制也各不相同,我国企业走向沿线国家投资时面临的税收营商环境较为复杂,投资仍面临较大风险,因此全面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税收营商环境,研究税收营商环境如何影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和区位选择以及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因素,从而助力我国企业更加高效和安全地“走出去”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从“一带一路”的视角来研究东道国税收营商环境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区域选择的影响。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制度因素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Hartman税收投资理论以及税收效率理论等进行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税收营商环境相关指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微观和宏观的各方面因素,从税制简洁程度、税收负担程度、税收征管效率、税收法治化水平、税制稳定性、税收廉洁度六个维度全面衡量沿线国家的税收营商环境。利用2009-2018年5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索研究了东道国税收营商环境的各项指标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另外,将沿线国家分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两大类进行分样本回归,研究税收营商环境指标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是否有国别的差异。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营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整体来说,中东欧和西亚国家税收营商环境较好,而中亚和南亚国家的税收营商环境仍有较大改善空间;我国企业更倾向于走向税制简洁、税收负担程度低以及税收征管效率高的国家进行投资,面向不同收入等级的国家进行投资时,企业考虑的重点因素不同。对于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税收征管效率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规模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税制简洁程度和税制稳定性。而对于中等收入以下的国家,税收廉洁度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规模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税收征管效率;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开放程度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现象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