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东晋名僧、名士,也是清谈家、诗人,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以支遁文学的接受为研究方向,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诗歌、文集、形象和典故四个方面展开或宏观或微观的文学接受史研究,旨在重新评估支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一章通过对“诗僧”的溯源和界定来论证和评估作为本土“诗僧”的支遁在这一群体及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真正意义的“诗僧”出现于东晋时期,只是当时没有冠以“诗僧”之名,多以“衲子诗”或“僧咏”称之。从本土僧人、写诗数量、以诗为名、诗歌风貌等特点进行考量,支遁可谓是我国第一代“诗僧”的主要代表,他开创了“诗僧”传统,奠定了“僧诗”格调。诗僧支遁和他所创作的僧诗影响了后世诗僧群体,尤其是晚唐诗僧群体的处世方式和文学创作。第二章在支遁诗文本体研究的基础上,从支遁文集的流传演变角度进行整体上的考察。对于支遁文集流传接受研究,一是从后世对其著录、收录情况来分析,明代以前是支遁文集流传演变的沉寂期,明清时期是支遁文集流传演变的高峰期,近代以降是支遁文集的普及传播期。二是从支遁文集序跋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明代主要是以明初辑录的文集面貌进行接受传播,清代依然以抄本流传居多,增补了新的辑录成果,完善了支遁文集内容:两者共同形成了支遁文集内容丰富而又主线分明的接受史。第三章以《世说新语》为中心,通过梳理和比较六朝时期有关支遁的文献资料,旨在呈现支遁形象的不同样貌,并探讨其递变演进的历程。据现有资料考察,东晋裴启的《语林》描写了一位负面僧人形象,这是目前资料记载中支遁形象最早出现之处;六朝杂传中塑造的支遁形象,因其自身写作要求和时代特点而塑造了一位比较单薄的名僧名士形象,这是形象流变的第一个转折点;《世说新语》与《语林》、六朝杂传中支遁形象进行比较,吸收借鉴、删减美化其记载资料,并通过纷陈并现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一位丰富立体的僧人名士形象,构成了支遁形象流变中最重要一环;时隔半世纪,在佛教史书文学《高僧传》中,除了其撰写宗旨原因外,《高僧传》受到《世说》创作手法影响,以及对正史文学行文模式的继承,支遁负面形象得到进一步删减,正面形象进一步强化,完成了支遁形象的定型过程。六朝时期支遁形象流变轨迹比较清晰,通过历史向文学再向宗教不断被塑造转型的过程,最终从一个单薄形象塑造成为一个多维立体形象,而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历史传播和接受过程。第四章从微观视角入手,围绕后世与支遁相关的“买山”典故展开接受史的分析,通过梳理“买山”典故的源流发展来管窥历代对支遁文学形象的传播接受。最初“买山”典故具有嘲讽之意,因在支遁声名才德享誉的偶然性及六朝时期隐逸文化与社会体制发展必然原因相互作用下,典故雅化发展,六朝时期主要以赞美接受为主。随时代变化,“买山”典故呈现出接受情感态度的褒贬之别、典故使用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等发展路径。同时,在“买山”典故接受过程中,逐渐促成了“沃洲山”、“支公好”、“买山资”等同源典故的出现和衍变,而这些同源典故的使用和接受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买山”典故的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