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基础设施水平的变化令人惊叹。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支撑了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各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显著改善和地方政府的努力和投入息息相关。本文围绕地方政府行为,从需求和供给两条线索追踪了基础设施投资背后的影响因素。在需求面,我们在标尺竞争框架下寻找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逻辑。在中国的集权政治体系以及政府治理模式下,中央用相对绩效考核地方,引致了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展开竞争。追逐资本等要素流入的招商引资行为是标尺竞争的效率策略。基础设施的改善是招商引资的策略手段并随着招商引资竞争而实现。按照这样的逻辑,标尺竞争越激烈,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就越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采用地方政府在FDI上的竞争程度来刻画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FDI竞争力水平从竞争结果的视角反映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其他手段方面的努力将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影响。政府的资源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地方政府在其他手段上投入更多的努力,政府改善基础设施的激励将可能减弱,进而影响到基础设施的投资。即其他手段上的努力对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替代性。在供给面,沿着土地资源价格市场化的进程,着重讨论了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变化过程。土地财政蛋糕的大小虽然重要,但蛋糕如何切分,有多少土地财政能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更值得关注的。本文以政策法规为基础考察了土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保障作用。依据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逻辑,本文将标尺竞争力、土地财政、土地出让优惠努力程度、税收优惠努力程度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并具体讨论了指标的构建及指标的合理性。在标尺竞争力指标的构建上,力求贯彻标尺竞争的意义。将本地的FDI与地理相邻、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对手地区进行过比较后的指标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指标也使得东中西部各地区之间的竞争力水平具有了可比性。注意到土地出让价格和税收负担在各地区均存在双轨制,我们从双轨制意义切入,以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所做的相对牺牲的权衡作为地方政府为提供优惠而努力的程度度量。依据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发展线索,我们使用以“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出让金收入来代表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支持水平。从基础设施投资以及GDP的增长对比数据来看,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超GDP增长的势头强劲。但2003年以来,相对于上一个十年,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于GDP表现出更加陡峭的增长活力。本文利用2003—2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和分地区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在全国层面,标尺竞争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作用在2003年以后的历史阶段依然显著。土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其次,地方政府为提供税收优惠所做的努力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替代性；地方政府提供土地出让优惠的努力也对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一定的替代性,但不显著。此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也对当地的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了显著的支持作用。全国层面实证研究中还显示出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着某种追赶效应,即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初始水平越低的地区,其基础设施投资变化幅度越大。在分地区层面,标尺竞争指标、土地财政指标对东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具体而言,在东部地区,土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在中西部土地财政作用不显著。标尺竞争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而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则表现不明显。GDP以及中长期贷款在东部、中西部均给予了基础设施投资显著的支持作用。相对而言,GDP的支持作用在东部比在中西部高；中西部则比东部更依赖于中长期贷款。这样的考察结果与东部地区市场化率较高、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系统以及银行信贷的控制干预力较强的普遍认识相符。另外在分地区的实证研究中,中西部地区间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表现出显著的追赶效应。针对地区内部差异研究的模型及数据结果显示：在东部内部差异模型中,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土地财政对非直辖市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有显著的支持作用。在中西部内部差异模型中,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自治区的FDI竞争力的提升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表现出了显著的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