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投资发展迅速，为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双边多边投资条约也不断增加，就近来我国的情况来看，两岸所签订的投资协定与中日韩为推动自由贸易进程而签订的投资协定对于我国整体的投资领域影响深远。而要签署一份投资条约，不可避免的就要涉及外资待遇问题，因为对外资的待遇往往在实质上决定了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意愿，能够给予外资的优惠程度。目前国际主流的外资待遇标准有三个，包括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公平与公正待遇。这其中，公平与公正待遇最为引人注目。它出现的虽比较晚，但发展却很快，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它被国际投资条约及仲裁实践广泛采纳。但是，它的发展也遇到了问题，由于国际投资条约中该条款一般措辞简单，定义不明确，致使各国学者、资本输入国、投资者与资本输出国对于该条款认识，增加了国际仲裁的争议性。尤其是在晚近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实践中，以东道国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作为诉因的案例已不胜枚举。无论遭遇了怎样的投资争端，似乎都可以与公平与公正待遇挂钩，它的不合理的扩大化趋势已非常明显，这就凸显了正确解读该条款的必要性。我国现在集合了投资大国和资本输入大国双重身份，所签订的双边多边投资条约基本都包含了公平与公正待遇，所以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深刻理解其内涵外延，才能平衡好吸引投资与经济管理，发展好本国经济。本文首先从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起源谈起，结合国际仲裁案例和投资条约中的规定，把握它发展的脉络，展示其特性。在此基础上，对比其它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国际最低待遇等的关系，辨析其异同，从而划分出适用界限。其次，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总结该待遇原则标准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原则，基于这些案例的分析，发现它扩张化解释的倾向，指出其中的不合理之处，阐明态度——对于这种扩张化应当予以限制。最后，关注我国所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对其中公平与公正待遇待遇条款所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从定义模糊到与其他投资待遇关系不清，可能导致的应诉的风险增大，希望能够明确其内涵外延，增加可诉范围和例外情形，使得该待遇在处理外国投资中能更好的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