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思索,可以了解我；照我思索,可以认识人。”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时代,更是一个推陈出新、思想开放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爱国民主之士,积极探索自救与救民之道,寻求新国之方。借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与潮流之风,开启民智,拯救群蒙,继近代“救亡图存”之志,开现时代崭新之风。沈从文的写作道路、创作思想和人生理想莫不与时代之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现代文化与发展中,存在着一个独特视角与途径,即宗教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更是对特定文化思潮与中国知识分子们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文学史上,一大批维新人士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以佛教文化与佛教精神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作家受到基督教文学之影响,基督之“博爱”精神与“牺牲舍我”之大志等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现代人生观,将宗教作为思考人生意义的一种价值导向,并由内而外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发展。而中国本土文化如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与民间地方文化,则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或促进、或变革,汇于现代文明的发展与变化之中,影响着中国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思想进程,从而共同构建起中国现代多元文化的思想源流与现代思想的理性审美之基。沈从文作品创作与思想文化背景甚为广阔,其以开放的视野与态度,以哲性思维与理性思索,来探讨各种思想与文化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沈从文作为湘西“自然之子”,受到湘西民间原始文化遗留与湘西巫楚文化、道家文化等影响,善养其“自然之心”,从生命层次而思,沈从文认为生命存在的本义,在于回归生命的本真与单纯,回归情感的素朴与审美；一方面,沈从文从宗教文化的视角,通过探讨多种宗教文化与思想来思索个体生命之存在和生命哲学的内涵与本质。如由基督教文化,以其“博爱精神”、“人性之爱”及“牺牲精神”之光照,沈从文开始探索生命文化与理想人格；又如佛教禅宗文化之“明心见性”与佛教大乘之“悲悯救世”思想,让沈从文对生命进行抽象思考的同时,能够融汇传统儒释道等宗教文化,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寻求个体与民族安身立命的文化之基。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沈从文受到“五四”新文化余波影响,其思考的根基仍是立足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民主与精神解放之上,以理性之态度与宽纳之精神,来探寻中国现代理想社会与精神独立之道。由多重的文化视角来思索“生活”与“生命”,立足于社会现实之基,来反思与探索精神个体的思想构成与生命审美的文化底蕴。故而,本文试图以沈从文“美与爱”之新宗教观,来探讨其创作和多种文化、思想的源流与发展之关系,如近现代文明与文化、原始地方文化、道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及传统儒家文化等,是如何融汇于沈从文所提倡的新宗教观之中；以“美”与“爱”之核心视角和内涵特征,来探讨沈从文创作思想背后的多元审美与理性选择。沈从文新宗教观在承继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之基础上,更有其自身的思考与阐发,也带上了沈从文个人情质与自身所受各文化因子的影响,可谓是集众家之说,成一己之志。概言之,本文试图以沈从文新宗教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探讨沈从文创作思想与近现代文明、宗教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