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派往中国的最高政治顾问。在到达中国后,鲍罗廷对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并不满意,认为党内“右派”分子和老党员人多势众,采取了“分裂国民党,清除右翼腐败分子”的分裂政策,通过成立中政会、扩充左派党员和扶植左派继承人的手段分裂国民党。　　廖仲恺遇刺后,鲍罗廷的分裂策略更是达到顶峰,把反对和排挤“联俄容共”政策的右派和遭到排挤的广州政权的失意分子,以及反汪精卫势力都从国民党政权中分离出去,鲍罗廷实现了他的“分裂计划”。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中最为“左倾”的、激进的大会,在国民党二大及其一中全会上,鲍罗廷推动建立一个他自认为的右派尽去、革命派掌握政权、稳固合理的理想的广州政权。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鲍罗廷考虑到苏联、政局、北伐等多重利益,说服了中共,决定对蒋介石妥协。他甚至绕过中共与蒋达成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活动和发展等要求。并强迫中共接受了对自身打击甚大的“整理党务案”。其目的就是要维护苏俄此时的在华利益,维护一个左倾的、革命的、亲苏的广州革命政府,从而进行北伐。　　在北伐开始后,鲍罗廷先是抱着蒋介石会因为与其他军事集团斗争失败、失去工农群众支持而下台的投机主义心态支持蒋介石北伐。后来,看到形势向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他马上开始反蒋,逐步利用迎汪复职、工农运动等方式限制蒋介石。留守广州的鲍罗廷多次做有关革命基础问题的报告,鼓动工农运动意欲反蒋。本文以“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为个案进行研究。　　在“迁都”问题上,鲍罗廷采取多种手段打击蒋介石,包括扶持湖南军阀唐生智、“反蒋统一联合战线”和“先发制人、恢复党权(临时联席会议)”三项策略手段来制约蒋介石,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1927年1月,蒋介石到武汉受到的“待遇”与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对蒋介石的影响,突出在个人性格方面,对自尊心和个性极强又身为军事首脑的蒋介石刺激很大,这一事件尤其是鲍蒋矛盾直接推动了蒋介石下定决心进行“武力清党”。　　本文拟利用最新历史资料分析出鲍罗廷对于1926年中国政局的主导作用、巨大贡献和对中国高层核心领导人的影响,最终析离出鲍罗廷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的纯粹的革命理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无法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