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在于综述复杂系统在国际关系中的研究应用,具体包括研究对象、科学哲学、研究方法、主要研究成果等。复杂性科学基础上复杂系统研究以“非线性、自组织、涌现模式”代替了传统研究中的“稳定、均衡、线性的模式”,开拓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复杂系统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从简单系统转向复杂系统。不同于简单系统对稳定性规则的寻求,复杂系统强调系统内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科学哲学基础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转向演化实在论。演化实在论综合了科学实在论和语义分析的模型方法,认为理论只解释模型行为,它的检验是在模型所塑造的隔离的理想世界中进行的。语义观念降低了公理的重要性,强调模型作为一个自主个体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第三,形式模型从理性选择模型转向基于个体模型(ABM)。ABM作为一种动态化的形式模型,不再需要个体同质性和平衡条件的数学假定,能够用来表示微观机制产生宏观结构的过程。国际关系领域的复杂性研究以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helling)、拉斯-埃里克·锡德曼(Lars-Erik Cederman)、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詹姆士·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玛蒂尔达·阿尔伯特(Mathias Albert)等学者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隐喻分析。罗西瑙的湍流范式,杰维斯的复杂系统效应,阿尔伯特的世界社会观借用了复杂系统思想来分析国际政治。第二,基于个体模型。基于个体模型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谢林、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被视为基于个体建模的早期代表。一些学者还将复杂性建模用于对民主和平论的研究。此外,复杂性建模与建构主义思想有着广泛的结合空间。第三,批判研究。复杂性科学与后现代主义都认为,不能以单一的、排他的叙述来分析复杂现象。然而,后现代主义从发现真理转移到相对主义的叙事建构,复杂性科学坚持对外部事实的指涉,坚持有效的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历程开始于卡尔的现实主义转向,经由行为主义的量化分析再到后实证主义的反科学立场,科学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极为尴尬,问题症结在于经典科学的封闭、机械、线性观,复杂性科学试图克服经典科学的局限性,并继续进行有效的科学研究。复杂性研究不那么关注各种“主义”,而是注重分析和解决一个细小的问题。然而,复杂系统研究并不是一种实质性理论,而主要是作为研究工具被发展的,它体现了学科的研究前沿,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路径。同时,社会系统具有权威结构,这和没有中央权威的复杂系统是根本不同的,因而以复杂系统类比具有等级制特征的社会系统是不恰当的。此外,复杂系统研究本身并不能证实或证伪某一假设,因而只是一种思想试验。简言之,它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而不是一种政治理论。因此,为理解全球政治的复杂现实,研究者除了借助于复杂适应系统建模外,还需要经验研究,这说明传统的研究方法(如个案研究、统计模型等)仍然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