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思潮的研究不仅可以高屋建瓴地宏观把握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有利于总结经验，引导文学活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新时期以来，思潮研究的成果颇丰，基础可谓坚实，然而笔者总感到对其把握似乎缺乏一种发生、演进、变化、转向的内在逻辑性。另外，鉴于1980年代后期以来创作界出现的审美感性泛化的复杂状况，加之理论界受文化研究热的感染，许多学者把文学研究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围，而对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内在特征分析模糊，充满了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且日益染上文化阐释的色彩，其中的对立与分歧颇为明显，一时争议较大。故尔本文旨在取另一角度，力求揭示新时期文学思潮孕育、生成的内在逻辑性以及发展流变的宏观走向。 全文由引论、正文、结语组成。 引论简述了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的因由和旨归。 正文分感性释放的冲撞与错位；理性回归的艰难与矛盾两大部分。 一、感性释放的冲撞与错位；从总体上论述了新时期之初，文学思潮在反思与批判文学本质论上的机械反映论和文学功能论上的工具论的基础上，走向向“人学”理论的回归。“人学”的重新确立使得文学创作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心理以及人的潜意识欲望逐步纳入其表达的视界。从“朦胧诗”的讨论对“自我表现”的肯定，到“现实主义的深化”之辩对“再现与表现”的辨析，再到“主体性”问题的论争对文学活动“以人为对象为目的”的倡扬，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了潮涌之势。人的感性因素这一与富有理性特征的伦理、道德完全不同的内在力量，诸如情感、直觉、欲望与潜意识之类，在文学活动中得以释放。与此同时，另一股文本主义文学思潮也以激烈反传统的面貌开始涌动起来。这是一股与人本主义思潮完全不同的文学潮流。它倡导文学以语言为本，以形式为本，语言与形式应是文学创作的目标所在，完全把文学文本看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结构，抛弃了文学与社会、历史、人生的联系，从而以审美的形式化为特征把人的感性力量推向极致。值得反思的是，这两股思潮在对立、冲撞中不断地确认着人的感性力量，以致于最终走向极端与错位。人本主义最终发展到将人的生命、体验以至欲望视为创作的最高目标，而文本主义则走向形式本体论和语言本体论。这种感性泛滥的文学创作状况，不仅未能对当前审美人的这种以生命体验的内指性规则来决定自身行为模式的现象予以有效抑制，反而加剧了当代审美人的感性生存模式的形成。 二、理性回归的艰难与矛盾。从总体上论述了进入1990年代以后，以“人文精神”为标志，文学思潮出现了向理性回归的趋向。从多数学者对“人文精神”一词内涵的界定上，都可以管窥到一种理性的特征，诸如他们把“终极关怀”、“理想信仰”。“人生意义和价值”等等作为文学作品体现人文关怀的一个目标。在进一步探讨中，有些学者将新理性精神、新理想主义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并将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评价文学作品的理性尺度，认为文学创作是否具有人文精神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文学价值。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主张更多地流露出倡多元、去权威的后现代思想，对文学创作领域出现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多持一种积极地肯定与称扬的立场。同时对于当代文化中所出现的后现代因素也多表现出认可与适应的态度，认为这种文化倾向是社会历史的必然，大可不必像人文学者那样激烈批判、竭力棒喝。这种截然对立的文化主张进一步也反映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这场关于当代审美文化性质的论争上：人文学者始终坚持一种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创造，对创作中出现的审美感性泛滥趋势提出了激烈的批判，而具有后现代思想倾向的学者则认为感性泛化的创作状况是后现代性文化因素的具体体现，大可不必惶惶不安。所以说，这种论争使得文学思潮向理性回归之途在矛盾中折射出艰难。笔者认为，以“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为标志，文学思潮出现的理性转折，是对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感性泛滥思潮的矫正，应予以肯定。 结语再次强调文学思潮的理性转向是值得肯定和深入下去的。对于文学创作，理论界应努力探寻一种主导性的标尺，而不是各人自持一种理论规范，众说纷坛，这种状况对文学创作在理论导向上是极为不利的。目前，我国的国倩需要确立现代性审美文化的主流位置，而对于后现代性思想及其文化因素，应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对于19m年代文学思潮体现出的深刻矛盾性，我们应该肯定理性回归的趋势，努力创造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有利于生活的和谐美好的精神文化产品，而这种文化产品必是以人文关怀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