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从“民工潮”到“世界是平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个不断反对“距离专制”的斗争史和不断追逐“集聚福利”的奋斗史。传统研究认为经济集聚能够提高工资或劳动生产率。然而,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确定,经济集聚因为“规模效应”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同时,也可能因为“虹吸效应”造成农业生产资源的流失,降低农民农业收入。所以,经济集聚对农民总收入增长影响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另外,随着交通条件日益改善和制度障碍逐步消除,区域间的联系愈加密切,必须考虑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如果仅仅研究当地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可能会错误估计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那么,经济集聚能否真正惠及农民而有利于农村减贫呢?本文分别从县级和乡镇宏观层面、企业和农户微观层面,研究经济集聚对农民增收和农村减贫的影响,具体的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采用浙江省69个县和1215个乡镇的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研究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用于衡量经济集聚程度的经济密度对农民收入有正向显著的直接影响,其他区域的经济密度与经济距离共同作用对农民收入有正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总体效应也是正向显著的。没有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模型与空间Durbin模型相比,高估了当地经济密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低估了经济密度对农民收入的总体效应。在控制经济密度影响的条件下,经济距离越长,农民收入将越少。第二,经济集聚通过外部性的作用机制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采用浙江省乡镇层面数据和经济普查数据,从企业角度研究不同外部性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货币外部性对农民收入有正向显著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外部性对农民收入有正向显著的直接影响。但是,技术外部性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不确定。通过控制行业影响,本文将技术外部性分为马歇尔-阿罗-罗默(MAR)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发现MAR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对农民收入存在正向显著直接影响和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三,产业集群是经济集聚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采用浙江省县级层面数据和经济普查数据,从县级层面研究产业集群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当地集群数量对农民收入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他区域集群数量对农民收入有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赫芬达尔指数对农民收入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都为正,但是直接影响并不显著,总体效应是显著为正的。EG指数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和总体效应都是正向显著的。第四,采用浙江省经济普查数据和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农户角度研究产业集群对农民收入增长、农村贫困减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当地产业集群数量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向显著影响,对贫困的发生有负向显著影响,即在产业集群数量越多的县,农民越不可能成为贫困人口。其他区域产业集群数量对农民收入有正向显著影响,对贫困发生有负向显著影响。通过划分贫困组和非贫困组的分析,发现对贫困组农民而言,当地产业集群数量和其他地区产业集群数量对农民收入都是正向显著的。对非贫困组农民而言,当地的产业集群数量对他们收入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他区域的产业集群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甚至由于其他区域产业集群对当地产业集群的竞争,对他们的收入可能产生负向的影响。通过分行业的分析,发现产业集群显著的行业主要是纺织、机械零件制造加工和造纸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总体而言,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之处：第一,基于Duranton和Puga、March的微观理论基础,梳理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理论机制,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分析经济密度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在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以及MAR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不同地理维度和行业维度的外部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第三,在世界银行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产业集群数量、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农村减贫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