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种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特殊叙述形式,作为大众媒介,银幕中的形象与叙事参与了再现社会现实、文化、政治变迁的话语实践。青春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已成为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青年文化叙事的艺术品类之一,特别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两部电影所取得巨大票房成功后,再度掀起了新时期青春电影肇始以来的又一波青春电影热潮。中国电影史上向来不乏青春的银幕形象与叙事表达,但把“青春电影”作为一个特定的叙事品类,进行整体把握的梳理与批评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从历史线索、文化语境和结构主义批评的符号矩阵方法入手,对从改革开放新时期肇始的中国青春电影的叙事特点与演进进行一次重读,以期理清青春电影叙事演进的成因,对“青春电影”的创作演变及其叙事特征进行整体把握。本文认为,中国大陆的青春电影萌芽于“第四代导演”的初期作品,成熟于九十年代“新生代”导演的作品,在经历短暂低迷之后,随着中国电影“新力量”的登场又形成一股新的青春热潮,特别是近几年青春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炙手可热的电影类型之一。纵观青春电影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在故事内容与表现风格上各不相同,但是在特定的时段,其内在的叙事策略与叙事主题却表现出极大的趋同性。即中国青春电影不管作为一种艺术美学风格还是电影叙事品类,是自改革开放新时期而肇始,并延续至今,构成了前文本是后文本的直接原因的创作演进线索。而正是这种“前”与“后”的联系性,构成了中国青春电影作为时代生活艺术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本文综合青春电影发展历程、导演的代别谱系、相关文本的叙事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分为时代青春电影(1978—1990)、残酷青春电影(1990—2010)、怀旧青春电影(2010年—2017)三个阶段,以四章的布局,分别对青春电影三个时期的特点界定、叙事策略、叙事主题、历时性过程中叙事演进的成因进行研究和分析。本文总体分为四个部分,具体概述如下:第一部分,对中国青春电影的源起以及青春电影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根据国外如好莱坞以及日本的青春片界定,国内学者根据年龄以及受众不同进行的青春片界定,提出能够符合新时期青春电影内涵的概念。第二部分,将新时期以来(1978年至今)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具体论述,结合三个阶段特定的历史语境分析新时期以来青春电影叙事策略的演进,经过论述形成三个时期的叙事策略:改革开放语境下的遮蔽叙事(1978—1990)——后现代语境下的反叛叙事(1990—2010)——消费语境下的模式化叙事(2010年—2017)的演变过程。第三部分,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引入到青春电影的叙事主题分析中,运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结合三个时期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三个时期青春电影的叙事主题为:再启蒙(1978—1990)——成长(1990—2010)——怀旧(2010—2017)。第四部分,在前文对新时期以来青春电影叙事策略与叙事主题的特点把握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递次演进形式的成因,主要涉及导演(创作者)、国外影响(电影思潮)、文化(创作语境)三个方面。导演方面,第四代导演的“共和国情怀”与想摆脱“时代帮凶”的意图,造就了时代青春电影的遮蔽意味;第六代导演为克服“父一代”的影响焦虑和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意图,构成了残酷青春电影的反叛叙事;电影“新力量”在文本改编与强大受众群体的推动下,生成了怀旧青春电影叙事的新模式。国外影响方面,青春电影受到巴赞纪实美学、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以及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影响。在文化方面,时代青春电影的再启蒙主题是以悲剧的书写与国家话语的共振而实现的;残酷青春电影则是通过“他者”对社会边缘人的冷漠关注来体现青春的残酷,展现电影的成长主题;怀旧青春电影则是通过消费语境下资本逻辑左右下为迎合主要的青春消费群体所建构的虚幻青春,通过挪用青年亚文化语汇的“狂欢”,实现对主流文化的适度反讽。导演在与特定历史语境的对话中,建构了青春电影叙事递次演变的线索。最后,对全文的论述逻辑进行梳理,同时对新时期以来青春电影三个阶段的叙事特征演进与成因进行总结,力求表述自1978至2017年青春电影叙事的演变中所彰显的文化意识形态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讲,青春电影是捕捉时代情境和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表意符号,从中可窥见叙事文本与时代的互文表征关系,是一把衡量时代特征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