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生活情趣及价值理念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安石与司马光作为北宋一朝的知名宰相，无论在生活情趣上还是在价值理念上都有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亦存在着共通与相类之处。在政治仕途上，才高洒脱的王安石与谨礼持重的司马光均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宦海沉浮，亦都对北宋政局以及当时的执政方针有过深刻地变动及影响。司马光一生致力于为政修史，随着政治生涯的浮尘难测，其对人生的感悟也随之变化，如晚年在诗歌创作中中更多地展现出顺天应命的特点；而王安石却在变法前后，尤其是晚年时期，在生活情趣以及思维方式上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点，如在晚年创作禅诗，表现出佛学思想。在家族关系上，二人均表现出浓厚的家族情感，他们在各自家族里也都担任着核心的位置，但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司马光更加强调家礼的重要性，进而延伸到家礼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而王安石在家族情感方面则更多地表现在其仕途的顺逆变迁对其家族荣辱的影响层面上。在社会财利观上，二者表现出更多的是差异，王安石主张治国以理财为本，注重运用增加税收等具体的改革和实践方式来达到富国的目的；而司马光以传统的儒家义利观为依据，贵义贱利，主张运用“休养生息”的方式，辅以收支平衡等具体的节流方式和标准来达到富民的目的。在人才选用方面，二人都强调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二者立场不同，在德才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司马光论证了德才之间的关系，坚持以德取仕，用人不疑，同时主张加强人才的自身修养，以德御才，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猛烈地抨击；而王安石则更加注重人才的效能价值，主张唯才适用，因才制宜，并要求改革科举，以利于选拔真正的治国人才，并在育人、用人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法措施。进一步就二者自身才德来看，又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司马光总体上是“德胜于才”的君子形象，而王安石则更多地体现出“德才兼备”的改革家形象，但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却高低不齐，二人可谓是各有千秋又美中不足。在学术研究上，王安石在其早、中期，主张政治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文学依附于政治并为现实服务，强调文学的经世致用，更加注重文学的功用价值，突出“文以言志”的作用。到了晚年，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以及错综复杂的情感交织的影响，自身学术特点与文学色调为之一变，多寄情于山水之中；司马光的学术特点较为稳健，将一生精力投放于《资治通鉴》当中，其学术思想也蕴含其中，另外，司马光也有相当数量的诗文，也可反映其学术思想。二者在学术与文坛上可谓是竞相比肩，不分伯仲，均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对二人的整体评价上，过分地拔高，或者刻意地贬低都是有失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