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官吏的孝行,对落实孝治政策、带动风尚、促进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孝方式、行孝特点、典型事例等方面,对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和整体考察至今还比较薄弱。故从“前四史”中梳理出有孝行记载的两汉官吏203人,运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其孝道实践、社会关系、地域分布及影响逐步予以探讨。两汉官吏的行孝对象包括先祖、父母长辈等血亲以及师长和君主;行孝方式有“养生”、“丧死”、“祭祀”、“述志”多种;还具有政治性、功利性色彩浓厚,重礼节,行孝身份冲突等特点。汉代官吏的孝道实践受家族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的影响。在汉代家族中,孝德教育贯穿始终,从生活礼仪习惯、经学教育、家风家学等方面,以长辈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氛围陶染等多种途径产生作用。师生关系主要通过日常礼仪、儒学经典研习与传承,加之名利上的连结,影响着官吏的孝道实践。交游规范和交游群体文化对之亦有激励、督促、强化的作用。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亦影响官吏的孝道实践。政治、经济越发达,儒学文化越兴盛,尊老重孝之风越浓厚的地区,行孝官吏人数则越多。察举制度及其他倡孝措施、儒学的传播等,无疑是两汉官吏践行孝道的人数增加的原因;至于行孝官吏密集区发生变化,主要缘于京师、帝乡所在地的变动;江南行孝官吏人数的快速增长,则与其经济发展不无关系。总之,两汉官吏的孝行对其个人仕途、当时的社会风尚及后世的孝文化传承,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现代公务员选任、考核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