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基本生存方式，是一种本能的社会行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结社必然由一种社会行为上升为一项法定权利。结社自由的法治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而结社自由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又构成了法治发展的新的社会情境。法治与结社自由的深层内在联系，体现在理念、价值、制度及社会运作四个层面。结社自由的理念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产生。中世纪，人们自由结成教会、城市共同体等各类社团实体的实践活动，客观上促成西方近代的法治传统孕育生成。在资产阶级理性启蒙运动中，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理论以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结社自由的必然性。在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结社自由必须在法治与民主两个原则之下行使，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进入现代社会，结社自由与人权理论相结合，而且成为多元化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价值层面上，结社自由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公民权利的保护、民主的保障，能够起到支撑法治现实运行的作用。从各国对结社自由的法律制度建构来看，结社自由在结构上具有独特的二元性：既包括个人自由，也包含集体自由；而集体层面的结社自由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同样是制度构建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相对于西方国家关于结社的制度设置，我国对结社实行双重审查与双重管理体制，更强调对社会团体在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发挥其沟通与辅助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结社在我国的兴起具有历史必然性，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但结社在社会现实的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充分认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需要以法治为核心对结社进行秩序重构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