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河湟地区是指青海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西宁四区三县、海东地区以及青海海南、黄南等地。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即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先秦至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文化属性经历了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地化是变迁的主流,也是促进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各项事业进步的主要动力。先秦至清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经历了从一个生态的、文化的独立地区到华夏边缘的漫长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赋予这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面貌。两汉以来,这一地区进入内地化的历史阶段,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及文化因素对青海河湟地区持续地产生影响,而在内生的地方秩序的长期影响下,地方性文化因素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此后,中央王朝对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进程的影响逐步深化,而中央王朝在青海河湟地区行政力量的扩张与收缩过程即是王朝国家与地方秩序的角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华夏与民族边缘地区之间的社会文化也经历着冲突与融会,而持续进行的内地化过程,使当地社会文化诸方面受到中原社会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作为内生地方秩序的承载体,历史上,西羌、鲜卑、吐谷浑、吐蕃(藏族)、蒙古、回族、土族等民族皆对青海河湟地区的历史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海河湟地区形成具有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其在社会文化内在结构及其外在形式上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质,且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具有鲜明的边缘性特征。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既为这一地区的内地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同时又以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制约着内地化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从而使内地化进程成为一个可逆的、不确定的社会发展方向。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的内地化进程加速,其社会文化诸项事业的进步突出表现在内地化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西方化的因素也伴随着近代化进程影响着青海河湟社会文化的近代建构,同时,一些地方性社会文化因素仍然存续,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海河湟地区形成了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从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因素的形成动因看,晚清以来,随着中央政权对青海河湟统治的深化,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得以确立,特别是青海建省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县制改革,既促使了这一地区在政治上与内地的均质化,同时也进一步突显出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特殊性;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抗战以来民族国家理念的传播,加速了青海河湟地区意识形态的均质化进程,同时一些地方性文化观念在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社会大背景下更加突现出来;近代以来,人口迁徙和商贸活动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青海河湟地区与内地的联系,共同成为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属性得以确立的重要动因,而原有的人口结构与独具特色的商贸活动,也使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得以深化。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属性的确立还体现在近代国民的塑造、近代教育的兴起及社会生活的近代化等方面,这些因素既是形成新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动因,也是这一社会文化属性导致的结果。在上述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的内地化已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也是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与进步的主要动力源泉。当然,也应当看到,青海河湟地区的近代化在促进边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受到诸如保甲制度复兴等逆近代化因素的一些影响,加之一些与近代化过程背道而驰的内生地方秩序的干扰、影响,河湟地区的近代化发展步伐显得艰难、迟缓。此外,我国的近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因此,近代化过程伴随着西方化的历程,这一点也有青海河湟社会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有所体现。从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政治结构、商贸经济、医疗卫生、教育、文娱、体育、饮食等内地化、近代化的进程看,这一时期社会文化也可用"变"与"不变"的二元对立关系加之总结,其中,"变"特指的是由内地化引发的该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而"不变"则既指受地方秩序影响或某些利益团体的阻碍而使地方社会文化处于滞后的状态,也包括客观存在的一些地方性文化因素。"变"代表了事物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而"不变"则指事物的特殊性。在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变"的因素还突出地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传统惯性因素。在青海河湟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变"代表了这一地区前进的动力与方向。总之,从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看,内地化是青海河湟地区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