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之下我国的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在面对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新的挑战。全球经济的加速融合使本就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国际投资更加不安全,传统的投资风险有了新的模式,新兴事物以一种不可知的方式转变为投资风险,其中尤以海外恐怖主义袭击导致大量的经济损失引人注目。由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损失已然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全新的、模式化运作的投资风险。对威胁的恐惧导致人们纷纷寻求保护,然而在探寻针对恐怖主义风险而提供保障的应对措施时,我们发现不论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保险保障制度亦或是较成熟的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主要保障手段的国际社会对此风险也并没有行之有效的保障手段。本文首先在第一章对我国的海外投资和恐怖主义袭击现状进行了整体的介绍和简要的分析,基于我国海外投资快速发展且面对较高的恐怖主义袭击风险,同时无法通过现有的保障机制得到保护,推导出建立恐怖主义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其次在第二章中简要分析了现实环境的改变,全球范围内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性认识水平有了极大改变和提高。研究发现在过去的近20年中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危害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并且通过部分商业制度和国家保险运行方式有所体现,为建立恐怖主义保险制度提供了可行性。在第三章集中探讨了建立恐怖主义保险制度将会面对的诸如含义界定、主体界定和责任划分等法制难题。本文的第四章意图通过对域外的海外投资恐怖主义保险制度的分析得到一些切实有效的经验。最后在分析和总结现有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着对我国建立海外投资恐怖主义保险制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