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判制度建构之初，不论是法学家还是法律家都对行政审判制度寄予了厚望，认为“行政审判体制的建立是中国行宪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们希望通过行政审判制度以能有效的控制行政权进而保障公民权，并促进行政法治的发展。然而移植与改造而来的行政审判制度运行二十余年之后，却面临巨大的现实困境：行政审判不能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反而可能引发大量的涉诉信访。细细梳理不难发现，移植与改造而来的行政审判制度秉承了西方权力制约理念、公民权——行政权二元对立观点，形成了强调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行政案件的审理不适用调解等等具有强烈对抗色彩的司法模式。在司法权控制行政权、公民权制约行政权的对峙性思维观念之下，行政审判制度在诉讼模式上表现为强烈的对抗色彩，在审判结果上表现为非黑即白的违法或合法判决。事实上，如此的制度移植与我国一元化的权力运行模式、法治初级阶段的限制性条件、“时空压缩”的特殊环境等中国语境有很大程度上的抵牾，抵牾的直接表现即为大量纠纷得不到实质性的化解，行政审判制度面临自我架空的危险。行政审判制度应然的制度期望与实然的制度运行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原因在于行政审判制度建构之初忽视了制度生成的实然土壤。例如，对被诉行政行为只进行合法性审查及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等制度设计，需要有足够制约行政权的司法权、完备的法制条件以及成熟的市民社会等诸多条件，而这些条件于我国现阶段国情之下皆不具备。检讨与反思之余，为走出行政审判制度困境，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的司法政策及基层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均开始立足于现实语境解决实际问题，行政审判制度正悄然发生着变化。笔者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近五年涉及行政审判的司法政策文件进行分析，发现当下的行政审判制度为走出困境正发生着各样的转变，行政审判制度更加立足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即近几年的司法政策更多的强调了及时化解行政纠纷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并积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另外，笔者通过实证调研的方法对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以及荣昌县社会矛盾综合调处室的纠纷化解实践进行实证考察，印证了当下的行政审判制度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更加注重利用法治发展的本土资源并积极借力于其他力量形成纠纷化解的合力，切实的化解矛盾纠纷，以回应大量纠纷亟待化解的现实需求。由此，笔者认为，当下的行政审判制度走出困境进行突围需要立足于一元化权力运行模式、法治初级阶段限制性条件、“时空压缩”特殊环境等中国语境之下，需要强化行政审判制度纠纷解决作用，明确纠纷解决目的，并完善促进纠纷解决的相应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