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二者与文学翻译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方面有着惊人的交叉重叠性。此外我们还发现，中外大量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业已证明：这三个研究领域是可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两个文艺理论流派。其中阐释学并不是一个观点统一的流派，它至少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倾向：一派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基本环节中，他们更强调“文本—读者”这一环，重视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作用，认为读者的阐释可以而且应该超越作者原意；相反，以赫施为主要代表的一派则较强调“作者—文本”这一环，注重文本的客观性及其对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正确阐释的唯一性。接受美学则以尧斯和伊塞尔为代表，也强调文本的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把读者接受作为文学演进中的一个基本环节与内在动力。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考察文本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文章点明如下两点：(1)(文学)文本指的是处于未经读者阅读状态下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2)文本既具确定性又具未定性，因而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它是开放状态下的封闭，封闭之中的开放，是确定与未定，封闭与开放的辩证统一体。 正是基于文本的这一基本特征，结合交际学的有关知识，这篇论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学翻译的本质进行讨论，主要论述内容如下： (1)阐述文学翻译的基本特征，指出：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个通过阐释来完成的审美再创造过程。阐释是文学翻译的灵魂。整个翻译过程(狭义的)由译者接受信息和释放信息两个步骤组成。我们说翻译即阐释是就作为整体的翻译而言的，其具体表现为：(A)阐释贯穿于翻译全过程。接受信息和释放信息都是通过阐释来完成的。其中，接受信息过程中的阐释和释放信息过程中的阐释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和固定化；前者是多维的、多向的，而后者对于某特定译者而言只能是从前者诸多阐释中选取一种，即选取那种该译者认为最恰当的阐释；(B)阐释体现在翻译的各个层次，翻译的三个层次(语言层、思维层和文化层)无不有阐释渗透其中； (2)阐述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以及同一源语文本的各目的语文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指出：(A)源语文本与其每一个目的语文本之间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无数个目的语文本之和共同构成源语文本；(B)同一源语文本的各目的语文本之间则处于一种既相互交叉重叠，又相互区别、相互补充的关系； (3)讨论文学翻译中阐释的度。在指出阐释是文学翻译的灵魂，没有阐释，文学翻译简直无法进行的同时，认为作为文学翻译的阐释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它需要译者把握好一个“度”。文学翻译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阐释的度的把握上。文学翻译中阐释的度，一般而言，应与译者(或目的语读者)和源语文本(或作者)之间的视域差成正比，视域差越大，阐释的度应越大；反之，视域差越小，阐释的度亦应越小。翻译中理想的阐释的度是指如果有1个单位的视域差，翻译时即进行1个单位的阐释；如果有2个单位的视域差，即进行2个单位的阐释；余者依此类推。符合这个度的阐释我们称之为适度阐释；超出这个度的阐释即为过度阐释；低于这个度的则为阐释不足。但我们认为，文学翻译中的阐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适度阐释。它不是对源语文本的过度阐释，便是对它阐释不足。适度阐释只是一个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唯有在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深层含义上保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通过适当变更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以使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文体风格上达到最大限度的相似，使目的语文本不断地向着翻译中理想的阐释的度逼近，这才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努力追求而且可以达到的目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与傅雷的“神似”观，钱钟书的“化境”观和奈达的“灵活对等”观是并行不悻的； （4）关于零度阐释。我们主张文学翻译即阐释，但同时并不否认文学翻译中零度阐释的存在。但零度阐释不可能否定这样一个论断，即文学翻译是一个阐释过程，或是一种通过译者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意义沟通过程，这一过程最终涉及读者对译入语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在这方面，应予以着重考虑的问题依如下述：（A）说到文学翻译，我们将它主要视为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从译者这一方面来看，文学翻译是一种信息接受和信息释放过程，而不是一件终端产品，即不是一个己经完成的译文文本。（B）我们所谈的翻译指的是翻译这一行为的整体，我们不打算面面俱到地将讨论分散于个别的语言、文化现象上，分散于罕见的思维模式上。事实上，零度阐释指的是在对一个文学文本的移译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阐释或不必阐释现象。 毫无疑问，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翻译学之间相互关系密切。文学翻译研究尚留有许多余地。限于篇幅，我们只集中地从阐释学、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讨论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