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衍生”、“裂变”、“重组”为抽象概括，从音乐语言自身梳理、分析了20世纪后调性音乐的演变过程：认为后调性音乐的发端、发展和演变一方面是音乐结构体系自身由于趋于饱和而进行的“新陈代谢”——即不断对功能调性音乐中单一中心进行新的、不断的扩展以及建立新的秩序，这个过程经历了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和无中心，再到反中心这种音乐结构系统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从古典音乐功能体系架构支配下的不协和音这种音高元素的解放，到音乐语言各组成元素的全面解放乃至整个音乐观念的解放，这种不断的解放其实是对音乐结构系统的不断“更新”和“建构”；另一方面，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从理性崛起，理性疯狂的现代主义再到反对理性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轨迹。后调性音乐的音乐哲学和创作观念恰恰是在西方哲学思想史演变影响下的同轨迹演变，并且和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一样，后调性音乐的发展过程不管是从音乐语言自身还是在音乐表现内容上都表现出协和与不协和、中心与无中心、控制与反控制、情感与理念、自律与他律二元对立的局面。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念和思维的二元对立、此消彼长、对立共存的局面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后调性音乐现象中出现的二元对立、此消彼长和对立共存的局面，对西方后调性音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建构”的姿态。在音乐美学观念方面，后调性音乐经历了从审美到非审美和反审美这两条同时发展的路线，在21世纪初有着从反审美和非审美回归到审美的趋势。这是因为后调性音乐经历了从感性和理性的有序统一到感性和理性的分离，最终又体现出向审美回归的趋势。这样的音乐美学观念的发展轨迹正好也体现了螺旋式上升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