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考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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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学演进至清代,以其重考据的特质,进入总结和开新的历史时期。近三百年间的《左传》研究,可谓学者辈出,成果丰硕,但主流无疑是以考证的方法研治《左传》,考据贯穿其流变递嬗的全过程。清初顾炎武扭转时代风气,倡导为学经世致用,崇尚征信求实,以考据的方法研究《左传》,从文字校勘、名物训诂、历法和地理考证诸多方面,补正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清代《左传》学的发端,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上,启朴学之途径,为清代《左传》考据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受崇实致用思想的影响,清代前期的《左传》学,逐步由义理转向了考据,在历史、地理、历法、礼制诸多方面,形成一系列专题性考证成果。考史论经者有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考证地理者有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则是历史、地理、历法、礼制研究的综合性著作。马骕、高士奇等学者以史论经,以其精确的史事考证,探寻兴亡治乱之迹,注重对经义的发微阐幽,都表现出显著的以史为鉴的经世意图,主要运用的也都是朴实的考据方法。顾栋高荟萃毕生精力,撰成综合研究《春秋》经传的鸿篇巨制——《春秋大事表》,古地理考证,精思独到;古历法研究,趋于精密;礼制考索,考论精确;义理阐发,贴近本旨;全篇证据精明,议论雅正。江永远承朱子格物遗教,于天文、地理之术尤精,他以淹通博洽的学识,从考证地理的角度研究《左传》,将清初隐含经世倾向的地理研究,拓展到《左传》研究的领域,不仅以小学声音考辨古地名,并对杜《注》孔《疏》进行了订讹补阙,表现出从宋学到汉学迁移的倾向。随着汉学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兴盛,清代《左传》学在乾嘉时期走向了考据的顶峰。学者以汉儒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存,开始以汉学治经,并蔚为风气。惠栋确立汉学宗旨,以汉学研治《左传》,其《左传补注》为汉学发皇,发掘并继承汉儒《左传》学,以识字审音考证法,订补杜预训诂之失,驳正杜预释礼之误。在惠栋的引领下,羽翼声张者甚众。在他们的《左传》著述中,表现了由惠栋开启的相辅而行的两种学术趋向,一是缀次古义,还原古学,一是批判杜《注》孔《疏》。《左传》多古字古音,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是汉学家考据《左传》的主张,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马宗琏《左传补注》、臧寿恭《春秋左氏古义》,均为相继追踪古义之作,可谓“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风气之下,学者又大力辑佚汉儒旧注,如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在汉儒旧注中,又尤以贾逵、服虔为宗,李贻德详尽搜集并考释贾服《左传》遗说,《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应运而生,《左传》汉学至此而粲然复章。继惠栋之后,汉学经由戴震的大力推阐,由“求其古”进而“求其是”,重视文本校勘,治经以小学立基,以考据求义理,实事求是遂成为一代学术风尚。《左传》研究倾向于考据训诂,含《左传》在内的《十三经校勘记》,尤其是高邮王氏的以字说经,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左传》考据臻于至精。通过追溯《左传》古义,学者发现杜《注》孔《疏》是破坏汉学的始作俑者,尤其是杜预,袭取汉儒之说而不标注,不臻古训,昧于古义。于是学者纷纷从考据和义理集矢于杜《注》,由补注辨正,到纠驳批判,直至全盘否定,程度愈来愈烈,其中攻击不遗余力者,当为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和焦循《春秋左传补疏》。沈钦韩长于训诂考证,在文字训释、名物训诂、礼制考论以及义理阐释方面,全盘否定杜《注》的价值。焦循则重点从义理角度纠驳杜《注》,揭示杜预掩饰司马氏篡弑的隐衷,彻底否定杜《注》的义理价值。乾嘉学者莫不以考据的方法研治《左传》,且考据方法的日臻精密。考据学家对《左传》的全面整理和研究,为仪征刘氏建立《左传》新疏奠定了基础。仪征刘氏以汉注取代杜《注》,荟萃清代《左传》学成果,撰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清代《左传》考据学的集大成之作。清代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变法维新之说起,西学东渐活跃,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重新抬头,经学由考据又转向义理,这些都深刻影响到《左传》研究。常州今文学派兴起,在推阐西汉《公羊》学的同时,以《左传》为刘歆伪造。今古文围绕《左传》之真伪进行了激烈争论。晚清的《左传》考据学,是在与今文学派的争论中展开的。以章太炎和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学者,反驳今文学派的《左传》伪作说,尤其是刘师培的考证,注入时代的新气息,成为《左传》考据学的最后辉煌,也标志着清代《左传》学开始走向近代。本文选择了从清初顾炎武到晚清刘师培,凡十三家的《左传》著述为研究对象,他们都是以考据的方法研治《左传》,都是清代《左传》学不同时期或不同领域的代表。本文以个案分析为基础,重点考察有清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左传》考据学成果,研究他们考证《左传》的内容要义、学术思想和方法,兼顾其他《左传》著述,适当作横向和纵向比较,力求点面结合,前后联系。清代《左传》学的繁荣与考据学的兴盛密切相关,与政治也密切关联,本文注重考察《左传》考据学内在理路的发展,同时结合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的外缘考察,由微观到宏观,研究清代《左传》学流变形态的特点,总结清代《左传》考证的成就,探索清代《左传》学发展的规律。笔者认为,有清经术,独绝千古,其中《左传》考证,可谓居功至伟。清儒在《左传》研究的主要环节上,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一、文本校勘。《左传》流传两千年,其间辗转传写刊刻,文字谬误者其数不在少。清儒善以小学治经,第一次全面地对《左传》文本刊误订讹,并将校订的范围扩大至杜《注》和孔《疏》,校勘之精审,前所未有。二、辑存汉注。清儒认为,杜氏盛行而贾、服浸微。他们博稽载籍,广为搜采,使散佚已久的汉儒之说,稍还旧观,后人赖以重睹《左传》汉学之大概。三、批驳杜《注》。前人极少怀疑杜预《集解》,清儒不畏权威,以汉学为宗,从名物训诂和义理,对其讹谬进行了全面清查与匡正。四、建立新疏。不满于唐人《正义》,推翻杜《注》,扶微捃佚,以汉诂为宗,“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荟萃众家之说,撰成《左传》新义疏,实为后出转精之作。乾嘉时期,群经新疏叠出,仪征刘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堪称“新疏之冠”。其他如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历法等,都形成了专精的考证成果,成就也非常突出。一反明季空疏的学术风气,清儒“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奉行“虚则易岐,实则难假”的理念。不为凿空之谈,据实以求是,是清代学者研治《左传》的学术风尚,重考据成为清代《左传》学的主流。开风气之先者为顾炎武,乾嘉考据学家研治《左传》从求古到求是,莫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由考据以求义理,在汉学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左传》考证完全走向了考据的时代。晚清时期,《左传》研究在激烈的今古文争论中,注入了更多的时代气息。受西学影响,也受今文刺激,古文学家考据《左传》也注重阐释义理,“援古制以匡今失”,配合民族、民主革命,重新捡回了经学经世的传统。不过,重实证、以考据为中心,仍然是这一时期《左传》研究的思想方法。清代《左传》考证成就卓著,学者以其精纯的考据方法,于经义传文旁征曲喻,得其本义,使古圣贤见之而必解颐,堪称旷古绝今。清代《左传》学,全面总结历史而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其学术成就和价值,为现代《左传》学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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