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车险费率改革和车险综合改革政策的实施,车险费率浮动范围逐渐扩大和放开,中国车险逐渐走上费率市场化的道路。车均保费下降、三责险保额提升、消费者获得感增加的改革效果逐渐显现,但同时也对车险市场主体的经营造成一定的成本压力。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研究中国历次车险费率改革政策对车险市场发展现状及市场主体的影响;运用理论模型法、实证研究法重点研究2015年商业车险费率改革政策实施以来,车险费率市场化对反欺诈投入的影响,以及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和反欺诈投入对财险公司车险赔付成本率的影响。本文通过回顾中国车险费率改革历程,将中国车险改革分为四个阶段,即费率市场化改革初试（2001年-2006年）、统颁条款费率时代（2006年-2015年）、渐进式商业车险费率改革（2015-2020年）和车险综合改革（2020年至今）,发现自2001年以来,中国车险费率改革经历了放开-收紧-渐进式放开-再放开的监管阶段。中国在经历过2003年费率市场化改革初试的失败后,发现完全放开费率的政策与当时车险市场的发展状况并不适用,开始收紧费率监管程度,前期改革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逐渐得到解决,但2007年开始车险进入统颁条款费率时代,高保低赔等问题凸显。2015年以来实施的车险费率改革,将统颁费率变化到将费率浮动控制在一定范围,让中国走上了渐进式费率改革的道路,2020年所实施的车险综合改革,自主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合并为自主定价系数,扩大了费率浮动的变化范围,赋予了保险公司更大的自主定价权,总体上中国在往费率市场化的方向上前进。本文通过分析车险市场发展现状,发现中国车险保费规模逐年增长,增速自2013年逐年下降,车均保费自商车费改革以来逐年下降;车险赔付规模逐年增长,增速呈波峰状下降趋势。车险行业承保微利,综合费用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综合赔付率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曲线,成本结构日趋合理。车险业务占比在费率改革后逐年降低,财险业务结构逐渐优化,非车险业务将迎来发展,头部险企车险业务份额出现分化。车险市场主体数量在费率改革后基本稳定,车险市场份额被财险老三家垄断,马太效应明显;车险市场作为高集中寡占型市场,市场集中度逐渐提高,垄断程度有所增强。本文通过引入保险人与索赔人的和解博弈、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博弈,求解均衡保费和利润的过程,发现完全无费率管制时,保险公司之间战略互动效应的存在,将会降低反欺诈性索赔的投资水平和所隐含的有效性,保险公司可能通过减少反欺诈性索赔投入的做法来获取高利润,而这种做法正是索赔金额和赔付成本上升的原因,而当费率被确定时,战略互动效应不再存在。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得出随着车险费率市场化程度的增加,反欺诈投入的降低幅度将逐渐减小,即反欺诈投入的变化率将从正到负变化,反欺诈投入将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当车险费率市场化程度增加到某一特定值时,反欺诈投入变化率减小至0,反欺诈投入达到最大值。结合中国目前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措施和车险市场表现,提出四点研究假设:一是保险公司反欺诈性索赔投入增加,将降低车险赔付成本率。二是随着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深化,中国车险市场目前仍处于保险公司增加反欺诈投入的阶段。三是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实施,将提高车险赔付成本率。四是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实施对车险赔付成本率的提高作用,将随着反欺诈投入增加对赔付成本率产生的降低作用,而有所削弱。本文通过运用2015年-2021年89家保险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车险费率市场化对保险公司反欺诈投入的影响,同时研究车险费率市场化和反欺诈投入对车险赔付成本率的影响,以保险公司的车险市场份额、资产规模、经营年限为控制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本文通过检验后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用分样本回归法和替换被解释变量度量指标的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深化,保险公司增加反欺诈投入,而反欺诈投入增加,将降低车险赔付成本率;同时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实施,将提高车险赔付成本率,但这种提高作用将随着反欺诈投入增加对车险赔付成本率产生的降低作用,有所削弱。综合上述研究,本文从赔付成本管控的角度,针对保险公司和监管部门两个主体提出政策建议:保险公司适当增加反欺诈性索赔投入,提升欺诈风险管理能力,完善理赔审核机制,提高欺诈性索赔的法律成本,提升风险定价和数据分析能力,合理利用费率系数浮动范围对投保人进行差异化费率定价;监管部门应进一步优化无赔款优待系数,健全车险费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引导行业创新竞争方式,引导行业建立车险反欺诈联盟,升级和优化车险市场信息共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