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从德国美学中吸取的最重要思想,是由康德确立,又经席勒、叔本华加以发挥的审美与功利无关的思想。其早期的美学思想可简单概述为：超功利的文艺观；受康德思想影响把美分为“优美”与“壮美”；以作品内容是否通古今人类哲理作为衡量文艺价值高低的标准等。王国维超功利的文艺观和这些反映在前期杂文中的美学范畴,贯穿于其研究美学、文学的始终。王国维与以梁启超为首思想者的文艺观分歧,与鲁迅对于审美价值的不同选择取向,与以张惠言为首论诗方式的分歧,与蔡元培阐释康德审美超功利思想视角的分歧,一方面由于其接受了西方超功利美学思想的洗礼；另一方面,则由于传统儒家正统诗论从一开始就为后世论诗划定了几种可能的维度,王国维先生的立场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儒家论诗的方式,因为它仍在儒家诗论所设定的道德理性和自然情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思考诗的问题,而未超越此限度。追溯传统诗论,由于中国传统儒家诗论的运思方式和理性主义立场,由其设立的道德理性和自然情性对立的二元模式,使得后世论诗只能在以理导欲、以理灭欲或以情越理的三种可能性中进行。正统的儒家诗论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诗论,其理性主义立场有“极端”、“温和”之分,分别表现为以理导欲和以理灭欲,而彻底反叛儒家正统理性主义诗学的是儒家异端诗论,即主张以情越理。换一个角度看,梁启超、鲁迅、蔡元培与张惠言是不是持的主要是一种正统儒家理性主义立场呢?而王国维先生一定程度上也是上述所分析的儒家异端诗论的拥护者。因此,可以粗略的将这一分歧描述为传统正统儒家理性主义美学思想与对其反叛的情性主义美学思想的分歧。不过,这时共同反叛儒家正统诗论的异端诗论的结盟者中已经包含了西方美学思想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