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就外部环境而言,世界经济发展复苏缓慢,国际政策协调难度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提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因素导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就内部环境而言,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逐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经济系统中也积累了诸如人口老龄化、地方政府债务攀升、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经济系统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与经济转型升级的内部压力使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在近些年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现阶段我国经济中枢不断下移,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速较快,显著高于自身的历史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保持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基本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准确测度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企业真实杠杆水平,深入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宏微观杠杆率的影响以及经济不确定情境下货币政策调控杠杆率的有效性,不仅是对经济不确定性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也能够为政府部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提供政策参考,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何能够准确衡量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经济不确定性通过何种传导途径作用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宏微观杠杆率造成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在经济不确定情境下量价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杠杆率的调控效果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在现有文献中较少提及。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因此,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对经济不确定性、企业杠杆率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与分析。经济不确定性是指未来经济系统中不可预测的部分。沿用这一定义,本文参考Jurado et al.（2015）的做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选取11类共132个经济金融指标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信息集,采用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随机波动（FAVAR-SV）模型构建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经济政策转向、2014年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增长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时期达到峰值,测度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其次,本文通过迭代得到预测步长分别为1个月至12个月的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不同预测步长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波动曲线基本一致,表明测度结果稳定。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与其他常见的不确定性度量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不同测度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动态相关性,但本文构建的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更符合经济不确定性定义并且其走势实际经济运行情况相一致。第二,企业宏微观杠杆率的测度与分析。由于宏微观杠杆率存在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导致二者之间相互脱节,使宏微观杠杆率呈现出相背离的现实情况。本文借鉴（王竹泉,2019）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企业微观杠杆率结构进行分解,构建“债务资本比”和“债务收益比”的双重杠杆率测度体系,从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债务可持续性两方面考察企业的真实债务违约风险,实现宏微观杠杆率测度与分析的有机衔接。结果表明,2007年至2021年间,中国宏观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显著提高,增幅高达57.5%,截至2021年中旬,杠杆率已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微观企业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与传统微观杠杆率相对应的债务资本比杠杆率在相应时间段内呈下降趋势,测度结果体现了在双重杠杆率测度体系下开展研究的必要性。第三,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杠杆率的影响研究。本文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社会总需求和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由社会总需求下降和债务经济增长效应减弱所导致的“低增长、低通胀”的经济格局是驱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随后,运用伴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时变效应。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在短期导致产出和价格水平下降,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在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之后,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有所加强。第四,经济不确定性对微观杠杆率的影响研究。本文首先通过构建企业三期投融资模型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其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出经济不确定性与债务资本比杠杆率负相关、经济不确定性与资本收益率负相关以及经济不确定性与债务收益比杠杆率正相关的三个假设;最后,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理论分析所得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提升使微观企业债务负担有所减轻,但盈利能力与债务可持续性下降,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保持一致,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本文所得结论稳健可靠。第五,经济不确定情境下货币政策调控杠杆率有效性研究。本文从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分析货币政策影响社会总需求与总债务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讨论经济不确定性在货币政策与企业杠杆率之间起到的作用,分析认为货币政策与杠杆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而经济不确定性弱化了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从而导致不确定性较高时期企业杠杆率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加。随后,运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实证考察经济不确定情境下量价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企业宏微观杠杆率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经济不确定性会促进宽松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这一效应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中更为明显。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微观企业“双重”杠杆率的测度。经济不确定性指的是经济系统中的不可预测性,本文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出发,集合了大量宏观经济信息对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进行测度,能够有效规避信息遗漏的情况。同时,基于宏微观杠杆率相分离的实际情况,建立微观企业“双重”杠杆率测度体系,从偿债能力与债务可持续性两方面考察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实现宏微观杠杆率的逻辑统一。第二,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影响。本文从社会总需求和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的两个方面梳理经济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影响途径,采用TVP-SV-VAR模型考察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时变关系。第三,探究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微观基础。根据对微观企业双重杠杆率的测度,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债务资本比杠杆率、债务收益比杠杆率和资本收益率的影响,探寻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下宏观与微观杠杆率相背离的原因。第四,分析经济不确定情境下货币政策调控企业杠杆率的有效性。在厘清货币政策调控杠杆率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运用MS-VAR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检验了经济不确定情境下量价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杠杆率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