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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公共体育服务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和建设健康中国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保障,但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居民对当前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持"满意"态度的城乡居民仅有14.1%,对公共体育服务"不满意"的城乡居民达到32.2%。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面临着制度体系不够完善、建设合力尚未形成、政府协作成本较高、管理体制仍有缺陷、内容范围不够明确、公民参与机制缺失、人才队伍紧缺、总体供给尚不均衡、供给主体单一、供给总量不足等诸多问题。我国地广人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庞大,仅凭体育部门一己之力难以推进,因此,总局提出了开门办体育思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事实上,同"开门办体育"类似的口号"社会体育社会办"已倡导了多年,政府亦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但计划经济时期所积淀下的行政思维已形成路径依赖,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转变,其症结在于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权责利关系尚未厘清。本研究旨在梳理从一元到多元转变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共同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分工协作、良性互动关系,不断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质量,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水平。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查阅了大量有关治理理论、政府"放管服"改革、市场监管、社会组织培育,以及公共体育服务研究成果;对西安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公共体育服务研究领域多位专家进行深入访谈,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互动关系梳理提供论证支撑。研究结果:"一核多元"治理理论,源于"元治理"(Meta-governance)理论,是由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于1997年提出。"一核"是指政府,政府拥有对治理机制开启、关闭、另行建制和调整的权力,政府核心地位的确立,"多元"是指市场和社会组织。"一核多元"治理并未否定"小政府,大社会"治理理念,而是要打造"强政府、活市场、大社会"的治理格局,充分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场的无形之手和社会的自治之手。构建"一核多元"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互动模型认为:政府的权责为:一、制定公共体育服务发展规划;二、开展基础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三、扶持和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系统,激发市场活力、发挥社会力量主观能动性,理顺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四、发挥对多元主体的监管功能;五、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推行国民体质监测制度。市场的权责为: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应当剥离出来交给消费市场,发挥市场在此领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入和调动更多的增量资源来满足中高阶层消费群体的健身需求。社会组织的权责为:一、负责基层群众体育的组织活动、健身指导、体育文化宣传等;二、承接政府委托或购买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任务,如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筹办群众性体育赛事等;三、辅助政府完成国民体质的监测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实施;四、对自发性非正式体育组织提供服务和帮助。最后提出以群众体育"六个身边"工程为抓手,落实"一核多元"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即:完善群众身边健身组织解决"和谁健身"的问题;建设群众身边健身设施解决"去哪儿健身"的问题;丰富群众身边健身活动解决"以什么健身"的问题;支持群众身边健身赛事解决"以什么引领健身"的问题;加强群众身边健身指导解决"怎样科学健身"的问题;弘扬群众身边健身文化解决"如何自觉健身"。研究结论:开门办体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已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主流理念,但开门之后多元主体如何分工与协调仍存在着理论的困惑和经验的不足。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既不能无限放大政府责任,重回政府统包统管,也不能将此重任全部交由尚不成熟的社会组织,更不能过度夸大市场作用,剥夺人民群众基本健身权益,而需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在"一核多元"治理理论指导下厘清政府、市场、社会权责边界。政府既要确立"掌舵者"核心地位,全局把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政策方向,必要的时候,还应参与"划桨",提供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市场要充分挖掘其"发动机"的潜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满足群众多样化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社会组织应以其自治性、公益性特点扮演好"划桨者"角色,向民众提供灵活丰富的健身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