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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一代，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的“山人”的形迹、谋生方式与传统山人已大相径庭，其文化品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参与形成并影响了一代士人的心态与人格，是晚明士风的集中体现。正因如此，明清人在探讨晚明社会文化风气时，矛头多指向晚明山人群体，尤其是山人群体所具有的“游客气”。本文拟以传统山人、传统隐逸文化为参照，通过对晚明山人“游客气”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等进行分析，以进一步认识晚明士人心态与士风。
一
山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本指山中隐逸之士。但历史发展到了晚明，所谓山人已是另外一种类型。钱谦益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沈德符亦说：“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谭元春则给山人下了一个断语：“山人者，客之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者之号也。”大致而言，晚明山人指的是挟诗文书画等薄技四处游幕的士人。
山人群体自嘉靖年间兴起以后，就饱受批评，而批评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山人的“游客气”。这里的“游客”，指的是出外投靠权贵的人，这一用法由来已久。如《后汉书·朱穆传》论曰：“至乃田、窦、卫、霍之游客，廉颇、翟公之门宾，进由势合，退因衰异。”“游客”与“门宾”“门客”意思相近。《资治通鉴》载：“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今为三公，亦足矣。乃与人言朕乌喙如句践，难与共安乐，有之乎？’齐丘曰：‘臣实有此言。臣为游客时，陛下乃偏裨耳。’”南唐烈祖李昇早年为昇州刺史时，聘宋齐丘入幕为谋事，故称之为“游客”。所谓“游客气”，就是遨游权贵的习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金华吴孺子“不受凡俗人供养，视今日山人辈犹粪壤也”，同邑胡应麟“性亦高伉，不屑随时俯仰”，二人“无后来游客气，下世俱已久，前辈风规犹可想见”。在沈德符看来，吴孺子、胡应麟没有“游客气”，风度、品格远在一般山人之上。通过沈德符对吴孺子、胡应麟的褒赞，可见他对“游客气”的鄙薄。
在明清时期，人们常常将“山人”与“游客”并称，如陈继儒《读书镜》说：“或有山人游客，搅乱于小人、君子之间，而为快心报复之计。”万历十七年（1589），巡城御史陈汴上疏“请驱逐山人游客”，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神宗下旨称：“山人游客，着严加驱屏，不许容留庇护。” 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二也指出，万历年间，“山人游客，干请公卿”已是普遍现象。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说刘荣嗣“门下多游客山人”。孔尚任的《桃花扇》卷二第十出“修札”中侯方域对柳敬亭说：“闻得左良玉军门严肃，山人游客，一概不容擅入。”由此可见，无论文人的言论还是大臣的奏章，無论官方的敕令还是民间的传奇，“山人”与“游客”并称，都已成为一种习惯表达，明清人已将山人与游客归为一类。
晚明山人行迹与游客相近，号称山人却不居山，名与实不符，这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讥讽。在万历年间，就有舆论认为：“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钱梦皋曾讥讽一位山人说：“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其中，尤以冯时可的讥评最为尖锐：“汉时授侯者，皆遥授，不之国。今诸山人，亦当称遥授山人。”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传奇作家蒋士铨对山人“游客气”的刻画，最为传神。蒋士铨在传奇《临川梦》第二出“隐奸”中，专门描写汤显祖、陈继儒交恶的故事。剧中写陈继儒因言语冒犯了汤显祖，汤显祖便诘问陈继儒：“山人为何不在山中，却在宰相门下？”意在讥刺陈继儒遨游权贵之门。陈继儒于是怀恨在心，在大学士王锡爵面前屡进谗言，致使汤显祖早年会试蹭蹬不售。尽管多有研究者指出蒋士铨的描写失实，张冠李戴，但晚明山人往来于权贵公卿之门，无疑是他们给人最为鲜明的印象。“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临川梦》中陈继儒出场诗中的两句，可谓对晚明山人“游客”行径最为生动的描写。
二
值得注意的是，中晚明兴起的旅游热潮对山人好游的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中晚明一代，诸多士人走进大自然，不仅涌现了徐霞客、王士性等少数以科学探索为目的的地理学家，还涌现了都穆、王九思、黄省曾、张瀚、王思任、袁宏道、张岱等以游山玩水、悦情怡性为旨趣的业余旅行家。而晚明山人，则是晚明旅游大军中的主体。晚明山人多以游览广大自期，黄省曾号“五岳山人”，王寅更进一步，号“十岳山人”。而晚明多数山人，不仅交游广大，且游历丰富，如吕时臣，“避仇远游，历齐、梁、燕、赵间十年”，同时他又“客食诸王门下”，“至青州客衡藩”，“晚客沈藩”，“沈宣王礼之，亚于谢榛。年七十客死河南涉县”。顾圣少“游燕、赵、齐、鲁间”，同时又“客诸王邸中，死于闽” 。吴扩，“游览武夷、匡庐、台宕诸胜地”，并曾“入都门，游边塞，历太行群山”，“暮齿远涉，裹粮糒，蹑岭峤，风沙中日行百里，如壮夫”。而钱谦益则认为他是“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之始作俑者。杨无补“浮江淮，登泰岱，周旋齐鲁之郊，遂北游都门，登黄金台”，“日游诸公，意萧然也。客都五年，南还，复登之罘观海，游黄山，渡钱塘，上会稽，已而再游都门，往来金陵、江都间”。程诰“泛钱唐，道吴门、淮南以历宋、鲁之都。却棹荆、郢，溯沅、湘，经粤与闽以归。卧山中久之，又起适汴，西抵秦、晋，登太华赋诗，出大梁”，两年后，“游武当，出汉襄”，客于汉襄枣阳王府。
山人因不断奔走，得以游览沿途的山水;山人在权贵门下游幕，又得以谋取进一步旅游的盘费，旅游与交游，形成了有机的“互动”。山人丰富的游历、博洽的见闻，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他们交游的资本。比如吴扩，“对客多自言游览武夷、匡庐、台宕诸胜地，朗诵其诗歌，听之者如在目中，故多乐与之游”。如此一来，旅游与交游，便成了山人的基本生活，许多山人大半辈子都在“游”中度过，山人吕时臣、顾圣少甚至客死他乡。
当“山人遍天下”的时候，当旅游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的时候，作为游人的山人群体，亦格外引人侧目。陈继儒在《纪游稿叙》中说： 昔游有二品，今加三焉，贾之装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边幅之技，左挈贾，右挈客，阳吹其舌于风骚，而阴实其装于稇橐，施于今而游道辱矣。……今游士非独产吴，然出无津梁，往往借口子长氏以为游祖，马蹄车毂，凌竞道傍，甚者青山白云，不以税驾，而耽耽长安中，如深帷卧踏。青莲有云：“但识金马门，谁知蓬莱山”，游道之贱也，宁独今日哉！……游人脱迹山中，而错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从者焉。……瞌睡半生，毋与客贾肩随而趋，为青莲老子所笑。
陈继儒所谓第三种“游”，就是山人之游。山人们借文酒之会、风骚之名，大饱其私囊，名为文士，形同商贾。更有甚者，“耽耽长安中”的山人，面对“青山白云”等自然景观而无动于衷，“交游”成了“旅游”的终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
三
山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散漫的群体，以品行、学问、艺术造诣等又可分为若干品类，因“游客气”而笼统地否定所有山人，难免失之公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山人都无所顾忌地游幕干谒，如程嘉燧，当困窘之时，别人劝他“饰竿牍学干谒”，他“头面发赤，掉臂而去”，但后来还是依附于好友方有度。又如钱希言，“游浙东、荆南、豫章，屠长卿、汤若士诸公皆称之”，但是他“自以为秦川贵公子，不屑持行卷饰竿犊，追风望尘，仆仆于贵人之门，而又不能无所干谒，稍不当意，矢口嫚骂，甚或形之笔犊，多所诋諆，人争苦而避之。以是游道益困，卒以穷死”。钱希言放不下曾经的“贵公子”身份，不屑于打秋风，但现实的困境又迫使他不能无所干谒。在“耻干谒”的孤高与治生维艰的现实矛盾之下，他只能通过“矢口嫚骂”等名士做派来宣泄内心的愤懑。
如果说程嘉燧、钱希言等人还在“干谒”的问题上纠结的话，那么另有一些山人则已卸下“耻干谒”的心理包袱，不过在干谒的对象上，他们则有所选择。如王叔承“早弃举子业，纵游齐、鲁、燕、赵，又入闽，入楚”，“其在邺下，郑若庸荐之赵康王。叔承以王无下士实意，赋诗以行”，后来“又客大学士李春芳家，亦以使酒偃蹇謝去”，“最后从顾养谦于塞上，无所成就而归，乃不复出”。又如，王逢年游于大学士袁炜之门，为袁炜起草应制文字，袁炜有所改窜，王逢年退而上书曰：“阁下以时文取科，以青词拜相，恶知天下有古文哉？”竟不辞而去。后来受王世贞赏识，王世贞为其诗集《海岱集》作序，颇为推崇，但王逢年却“时时指擿王、李诗，嗤为俗调”，最终被王世贞所排挤。很显然，王叔承、王逢年在选择干谒的达官权贵时，试图“择良木而栖”，但仍最大限度地保留着自己疏狂、狷介的禀性。
钱希言、程嘉燧、王叔承、王逢年等人，在坚守的同时，又在有条件地妥协，反映了传统山人向晚明山人转变的过程中内心的彷徨与挣扎。
晚明山人游走于朝市，错趾于京都，自然不能与传统山人的寄迹林泉相提并论，不过，也有许多开明的文士对晚明山人的行迹作了变通的解释：
王世贞《俞仲蔚先生集序》：
“夫上隐生而挫声，茹勤攻苦，自放于鹿麋之外。樵父牧竖，能狎而不能敬;贤达之士，可意想而不可踪迹。……且夫隐至俞先生，亦足矣，何至必欲并迹而灭之，然后称上隐？”
袁宏道《题陈山人山水卷》：
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烟岚与居，鹿豸与游，衣女萝而啖芝术。今山人之迹，什九市廛，其于名胜，寓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饮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岩栖而谷饮。……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是之谓真嗜也，若山人是已。”
王世贞、袁宏道并不否认晚明山人的行迹不同于传统山人，但他们对“隐”作了更人性化、更符合晚明时代的解释，对晚明山人给予理解和认同，体现出一种优容、通脱的文化心态。徐枋以杨无补为“通隐”，钱谦益也以陈继儒为“通隐”， 而山人孙一元、沈周、陈继儒均入《明史·隐逸传》，这表明，山人在一定程度上仍被当作隐士对待。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晚明山人视作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的一类特殊的隐士。他们迥异于传统隐士的行迹与谋生方式，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传统隐士的隐逸品格。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明代幕府与文学研究”（GD13CZW08）;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代宗藩文学研究”（2015WTSCX023）的研究成果。
一
山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本指山中隐逸之士。但历史发展到了晚明，所谓山人已是另外一种类型。钱谦益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沈德符亦说：“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谭元春则给山人下了一个断语：“山人者，客之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者之号也。”大致而言，晚明山人指的是挟诗文书画等薄技四处游幕的士人。
山人群体自嘉靖年间兴起以后，就饱受批评，而批评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山人的“游客气”。这里的“游客”，指的是出外投靠权贵的人，这一用法由来已久。如《后汉书·朱穆传》论曰：“至乃田、窦、卫、霍之游客，廉颇、翟公之门宾，进由势合，退因衰异。”“游客”与“门宾”“门客”意思相近。《资治通鉴》载：“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今为三公，亦足矣。乃与人言朕乌喙如句践，难与共安乐，有之乎？’齐丘曰：‘臣实有此言。臣为游客时，陛下乃偏裨耳。’”南唐烈祖李昇早年为昇州刺史时，聘宋齐丘入幕为谋事，故称之为“游客”。所谓“游客气”，就是遨游权贵的习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金华吴孺子“不受凡俗人供养，视今日山人辈犹粪壤也”，同邑胡应麟“性亦高伉，不屑随时俯仰”，二人“无后来游客气，下世俱已久，前辈风规犹可想见”。在沈德符看来，吴孺子、胡应麟没有“游客气”，风度、品格远在一般山人之上。通过沈德符对吴孺子、胡应麟的褒赞，可见他对“游客气”的鄙薄。
在明清时期，人们常常将“山人”与“游客”并称，如陈继儒《读书镜》说：“或有山人游客，搅乱于小人、君子之间，而为快心报复之计。”万历十七年（1589），巡城御史陈汴上疏“请驱逐山人游客”，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神宗下旨称：“山人游客，着严加驱屏，不许容留庇护。” 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二也指出，万历年间，“山人游客，干请公卿”已是普遍现象。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说刘荣嗣“门下多游客山人”。孔尚任的《桃花扇》卷二第十出“修札”中侯方域对柳敬亭说：“闻得左良玉军门严肃，山人游客，一概不容擅入。”由此可见，无论文人的言论还是大臣的奏章，無论官方的敕令还是民间的传奇，“山人”与“游客”并称，都已成为一种习惯表达，明清人已将山人与游客归为一类。
晚明山人行迹与游客相近，号称山人却不居山，名与实不符，这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讥讽。在万历年间，就有舆论认为：“山人不山，而时时尘间，何以称山人？”钱梦皋曾讥讽一位山人说：“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其中，尤以冯时可的讥评最为尖锐：“汉时授侯者，皆遥授，不之国。今诸山人，亦当称遥授山人。”到了清代，乾隆年间传奇作家蒋士铨对山人“游客气”的刻画，最为传神。蒋士铨在传奇《临川梦》第二出“隐奸”中，专门描写汤显祖、陈继儒交恶的故事。剧中写陈继儒因言语冒犯了汤显祖，汤显祖便诘问陈继儒：“山人为何不在山中，却在宰相门下？”意在讥刺陈继儒遨游权贵之门。陈继儒于是怀恨在心，在大学士王锡爵面前屡进谗言，致使汤显祖早年会试蹭蹬不售。尽管多有研究者指出蒋士铨的描写失实，张冠李戴，但晚明山人往来于权贵公卿之门，无疑是他们给人最为鲜明的印象。“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是《临川梦》中陈继儒出场诗中的两句，可谓对晚明山人“游客”行径最为生动的描写。
二
值得注意的是，中晚明兴起的旅游热潮对山人好游的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中晚明一代，诸多士人走进大自然，不仅涌现了徐霞客、王士性等少数以科学探索为目的的地理学家，还涌现了都穆、王九思、黄省曾、张瀚、王思任、袁宏道、张岱等以游山玩水、悦情怡性为旨趣的业余旅行家。而晚明山人，则是晚明旅游大军中的主体。晚明山人多以游览广大自期，黄省曾号“五岳山人”，王寅更进一步，号“十岳山人”。而晚明多数山人，不仅交游广大，且游历丰富，如吕时臣，“避仇远游，历齐、梁、燕、赵间十年”，同时他又“客食诸王门下”，“至青州客衡藩”，“晚客沈藩”，“沈宣王礼之，亚于谢榛。年七十客死河南涉县”。顾圣少“游燕、赵、齐、鲁间”，同时又“客诸王邸中，死于闽” 。吴扩，“游览武夷、匡庐、台宕诸胜地”，并曾“入都门，游边塞，历太行群山”，“暮齿远涉，裹粮糒，蹑岭峤，风沙中日行百里，如壮夫”。而钱谦益则认为他是“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之始作俑者。杨无补“浮江淮，登泰岱，周旋齐鲁之郊，遂北游都门，登黄金台”，“日游诸公，意萧然也。客都五年，南还，复登之罘观海，游黄山，渡钱塘，上会稽，已而再游都门，往来金陵、江都间”。程诰“泛钱唐，道吴门、淮南以历宋、鲁之都。却棹荆、郢，溯沅、湘，经粤与闽以归。卧山中久之，又起适汴，西抵秦、晋，登太华赋诗，出大梁”，两年后，“游武当，出汉襄”，客于汉襄枣阳王府。
山人因不断奔走，得以游览沿途的山水;山人在权贵门下游幕，又得以谋取进一步旅游的盘费，旅游与交游，形成了有机的“互动”。山人丰富的游历、博洽的见闻，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他们交游的资本。比如吴扩，“对客多自言游览武夷、匡庐、台宕诸胜地，朗诵其诗歌，听之者如在目中，故多乐与之游”。如此一来，旅游与交游，便成了山人的基本生活，许多山人大半辈子都在“游”中度过，山人吕时臣、顾圣少甚至客死他乡。
当“山人遍天下”的时候，当旅游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的时候，作为游人的山人群体，亦格外引人侧目。陈继儒在《纪游稿叙》中说： 昔游有二品，今加三焉，贾之装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边幅之技，左挈贾，右挈客，阳吹其舌于风骚，而阴实其装于稇橐，施于今而游道辱矣。……今游士非独产吴，然出无津梁，往往借口子长氏以为游祖，马蹄车毂，凌竞道傍，甚者青山白云，不以税驾，而耽耽长安中，如深帷卧踏。青莲有云：“但识金马门，谁知蓬莱山”，游道之贱也，宁独今日哉！……游人脱迹山中，而错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从者焉。……瞌睡半生，毋与客贾肩随而趋，为青莲老子所笑。
陈继儒所谓第三种“游”，就是山人之游。山人们借文酒之会、风骚之名，大饱其私囊，名为文士，形同商贾。更有甚者，“耽耽长安中”的山人，面对“青山白云”等自然景观而无动于衷，“交游”成了“旅游”的终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
三
山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散漫的群体，以品行、学问、艺术造诣等又可分为若干品类，因“游客气”而笼统地否定所有山人，难免失之公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山人都无所顾忌地游幕干谒，如程嘉燧，当困窘之时，别人劝他“饰竿牍学干谒”，他“头面发赤，掉臂而去”，但后来还是依附于好友方有度。又如钱希言，“游浙东、荆南、豫章，屠长卿、汤若士诸公皆称之”，但是他“自以为秦川贵公子，不屑持行卷饰竿犊，追风望尘，仆仆于贵人之门，而又不能无所干谒，稍不当意，矢口嫚骂，甚或形之笔犊，多所诋諆，人争苦而避之。以是游道益困，卒以穷死”。钱希言放不下曾经的“贵公子”身份，不屑于打秋风，但现实的困境又迫使他不能无所干谒。在“耻干谒”的孤高与治生维艰的现实矛盾之下，他只能通过“矢口嫚骂”等名士做派来宣泄内心的愤懑。
如果说程嘉燧、钱希言等人还在“干谒”的问题上纠结的话，那么另有一些山人则已卸下“耻干谒”的心理包袱，不过在干谒的对象上，他们则有所选择。如王叔承“早弃举子业，纵游齐、鲁、燕、赵，又入闽，入楚”，“其在邺下，郑若庸荐之赵康王。叔承以王无下士实意，赋诗以行”，后来“又客大学士李春芳家，亦以使酒偃蹇謝去”，“最后从顾养谦于塞上，无所成就而归，乃不复出”。又如，王逢年游于大学士袁炜之门，为袁炜起草应制文字，袁炜有所改窜，王逢年退而上书曰：“阁下以时文取科，以青词拜相，恶知天下有古文哉？”竟不辞而去。后来受王世贞赏识，王世贞为其诗集《海岱集》作序，颇为推崇，但王逢年却“时时指擿王、李诗，嗤为俗调”，最终被王世贞所排挤。很显然，王叔承、王逢年在选择干谒的达官权贵时，试图“择良木而栖”，但仍最大限度地保留着自己疏狂、狷介的禀性。
钱希言、程嘉燧、王叔承、王逢年等人，在坚守的同时，又在有条件地妥协，反映了传统山人向晚明山人转变的过程中内心的彷徨与挣扎。
晚明山人游走于朝市，错趾于京都，自然不能与传统山人的寄迹林泉相提并论，不过，也有许多开明的文士对晚明山人的行迹作了变通的解释：
王世贞《俞仲蔚先生集序》：
“夫上隐生而挫声，茹勤攻苦，自放于鹿麋之外。樵父牧竖，能狎而不能敬;贤达之士，可意想而不可踪迹。……且夫隐至俞先生，亦足矣，何至必欲并迹而灭之，然后称上隐？”
袁宏道《题陈山人山水卷》：
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烟岚与居，鹿豸与游，衣女萝而啖芝术。今山人之迹，什九市廛，其于名胜，寓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饮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岩栖而谷饮。……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是之谓真嗜也，若山人是已。”
王世贞、袁宏道并不否认晚明山人的行迹不同于传统山人，但他们对“隐”作了更人性化、更符合晚明时代的解释，对晚明山人给予理解和认同，体现出一种优容、通脱的文化心态。徐枋以杨无补为“通隐”，钱谦益也以陈继儒为“通隐”， 而山人孙一元、沈周、陈继儒均入《明史·隐逸传》，这表明，山人在一定程度上仍被当作隐士对待。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晚明山人视作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的一类特殊的隐士。他们迥异于传统隐士的行迹与谋生方式，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传统隐士的隐逸品格。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明代幕府与文学研究”（GD13CZW08）;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代宗藩文学研究”（2015WTSCX02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