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和王蒙的散文创作都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余光中童心天高、真诚坦荡、敏锐放达。王蒙少年时即有“天降大任”或“自降大任”的革命激情，此后一生深藏革命情结，英雄胆气，一无畏惧。两位散文家的性情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余光中经历特殊，心悬海外，充满文化感伤;王蒙则饱经磨难与苍桑后，乐观豁达、知命感恩;对整个历史过程与种种人生，又充满反思与批判。创作思维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余光中更艺术化(多有绘画、音乐题材)、意象化(《莲恋莲》、《咦呵西部》、《听听那冷雨》等)，奇思妙比多。在文艺随笔一类的文本中，常有学者诗性化的系统知识表现;王蒙的题材日常化得多，机智和幽默在文本中有更广泛的渗透。在文艺随笔一类的文本中，常有诗性化的学者型发现。这两位散文家都是修辞学中的浪漫派。余光中和王蒙都服膺民族语言的艺术魔力，其散文创作在炼字、用词、造句、谋篇和修辞艺术上花大力气，并取得了相当高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