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国民党政府为推行党治文化，维护一党专制，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新闻检查制度，实施文化专制与规约。国民党政府在对书报实施检查的过程中，对“违禁”报刊的处理可谓形式多样，手段繁多。本文以《生活》传媒系列为例，从刊物的出版发行、报刊内容、出版社、编辑记者几个方面来阐述政府的处理措施。一、对“违禁”报刊的处理包括：1、不予登记，致使《生活日报》的筹办被扼杀；2、对言论“激进”的《生活》周刊实行“禁邮”；3、彻底封闭《生活》周刊；4、对《新生》事件的处理：查封《生活》周刊姊妹刊《新生》周刊，并对《新生》杂志主编杜重远提起公诉并判刑。二、对待编辑报人：收买与迫害并举，集中体现在国民党当局对付《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软硬兼施”的态度上。在查禁刊物的同时，多次派人说服邹韬奋放弃他的政治主张；游说未果就施之以打击迫害。三、打压封闭生活书店。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了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幸免。到1941年2月，除了重庆分店之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被逮捕或遣散。在民国书报审查制度下， 《生活》传媒系列的出版发行举步维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专制时代现代中国文学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