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在世界体育史上极具划时代意义,其对蒙特利尔所造成财政危机不仅改变了奥运会发展和举办模式,从政治和外交视角看,针对"中国代表权"这个话题更是让国际奥委会、加拿大、美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中国都卷入到了复杂的政治争议中,其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而由于新中国并未参加这届奥运会,这个全世界围绕中国产生的政治争议的事件在国内却鲜有记载。运用最新解密的来自英国、加拿大外交部、美国国务院、中情局以及国际奥委会等英文原始档案,研究聚焦"中国代表权"的"蒙特利尔争议"的历史背景、进程经过以及该事件对国际社会以及新中国所产生的政治和历史影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考据法、比较史学法。研究结果:通过对公开的英文原始档案史料的研究分析发现:一、从加拿大视角来看,其1970年与中国台湾地区"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中国"是其坚守的政治立场,对新中国的贸易顺差为当政的特鲁多政府缓和财政困境是支撑其政治立场的经济基础;而蒙特利尔在1969年申办奥运会时做出了"各国代表团和国际奥委会认可的体育联合会自由进入加拿大"的承诺。在奥运会筹办期间加拿大意识到了"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其政治外交利益与申奥承诺之间的冲突。在与国际奥委会互相指责后,考虑多边关系以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下,加拿大政府最终决定采用"允许（中国）台湾（地区）参加而拒绝其使用‘中华民国’名称"的折中方案。二、从国际奥委会视角来看,其对加拿大出于政治原因违背申奥承诺提出强烈的谴责,声称这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干涉,并威胁要取消奥运会。根据1976年国际奥委会全会的纪要显示,最终国际奥委会由于奥运会"即将举办,现在取消已不现实"的原因,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由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威廉·道默提出了具体的折中方案并最终得到国际奥委会和加拿大的认可。三、从美国视角来看,作为邻邦,一方面美国政府及美国奥委会对加拿大的谴责是巨大的,白宫和美国奥委会声称要退出奥运会并做好接手举办地的准备;另一方面,美国的声音是多方面的,以基辛格为代表的来自国务院的声音则建议白宫不要插手这个事件,基辛格与多位白宫官员的电话记录显示,基辛格担忧白宫的干预会为"四年前辛苦建立起来的关系"（乒乓外交带来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消极影响,并使美国从政治上站到了新中国和加拿大的对立面。之后福特总统在公开声明中改变姿态,声称"政治不能干预体育运动"、"政府无权决定美国代表团的参与问题"并以此为由将美国置身事外。四、从中国视角来看,在整个事件中,新中国并未直接参与,但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之后,新中国就积极开展在各个国际组织中恢复代表权的工作,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代表权的合法性和取消中国台湾地区代表权的要求,得到了来自国际舆论的支持。在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新中国通过外交和体育途径阐明了这个立场,并向国际奥委会和蒙特利尔组委会表达了积极参与76年奥运会的意愿。在争议出现后,经与加拿大的沟通和综合的政治考量,新中国最终也欣然接受了折中方案。研究结论:一、蒙特利尔奥运会的争议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以及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影响力日益增大、在历史进程中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并开展斗争与交流工作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其是60年代"人民外交"策略的延续,与1971年的"乒乓外交"一起彰显了体育在国家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继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蒙特利尔争议的解决标志着新中国的合法性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从官方到民间组织的全面认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的在体育外交领域的伟大胜利。为1979年新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代表权、中国体育重登国际舞台并蓬勃发展奠定了历史和政治基础,也为之后"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贡献了体育的智慧。二、从国际视角来看,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权也是国际奥委会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蒙特利尔争议的解决不仅使国际奥委会解决了一个新兴大国代表权的问题,也为其他的国际组织提供了解决范式。而加拿大不仅保证了其与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友好互惠关系,也完成了特鲁多政府摆脱美国控制、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愿望。美国态度的转变则反映出了其对于政治利益的纠结与权衡,其最终将自身置身事外的决定一方面体现出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与新中国的友好关系成为了影响美国政治策略重要的考量因素,美国在蒙特利尔争议中的抉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后来的中美建交之间发挥了良好的延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