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县乡村医疗服务系统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投入的迅速增加改善了农村居民医疗卫生的服务，但是医疗卫生支出也随之增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怎样权衡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来自于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而影响健康的因素又远超出医疗卫生的范围。因此，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投入决策要同时考虑其他影响健康的公共服务。本文对Grossman人力资本模型进行了扩展，对影响农村居民健康的个人因素和外部因素进行了分析比较，特别关注了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可及性和新农合筹资水平对健康的影响。数据来自于2009年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对全国30省748县1451村14510户的调查。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健康测量指标SF8中的总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两项指标。影响健康的因素包括个人的一般状况(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家庭财富(用纯居住面积替代)、公共卫生环境、距最近医疗机构的距离、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和受教育年数。为了确定教育和健康的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了两阶段回归模型，首先对受教育年数进行了预测，然后将预测的受教育年数代入第二阶段回归模型，得出教育对健康的直接影响。结果显示：教育对健康有显著的影响，采用阶段模型后教育的影响是原始回归模型的2-3倍。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对总体健康没有影响，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也很微弱；比较其它类型饮水，自来水和深井对健康有正面作用，但是统计不显著；完整下水道冲式排污系统对健康有显著影响；距最近医疗机构的距离对健康有明显影响；村平均收入水平和家庭财富水平对健康均有正面作用；个人方面，健康随年龄增加而减弱，被调查男性健康好于女性，已婚者健康好于未婚、离婚、丧偶者。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为农农合村公共资源在健康方面的投入提供了信息。在农村公共资源仍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要从提高居民收入和教育水平，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可及性各方面全面展开。对于新的资金使用要不断加强评估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的健康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