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第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这届奥运会是中国民国时期参加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届,且中国媒体对奥运会的报道在1936年也随之达到了顶峰。这一年对于近代中国具有时期的敏感性,因此,1936年的奥运会报道不仅报道量丰富,而且具有时代性特征。本研究通过分析《申报》、《大公报》、《益世报》、《良友》、《勤奋体育月报》五家当时的体育新闻领域的代表性媒体的相关奥运会报道,旨在分析内容倾向出现的原因,厘清民国时期媒体的奥运观和体育观。研究方法:研究者通过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查阅了大量的民国期刊数据库,以当时体育新闻领域的五家代表性媒体报道为基础,得出1936中国媒体的柏林奥运会赛前、赛后、赛后的报道倾向,并分析对德国、日本的报道存在偏差的原因。研究结果:中国媒体对柏林奥运会的报道倾向在赛前、赛中、赛后有所不同。在赛前的媒体报道中,首先,中国媒体强调参加世运的目的是学习和参观,以发展我国体育;其次,媒体说明本次奥运之行重在表现中国精神和青年精神,宣扬中国文化;最后,媒体在报道中也注意对奥运文化的传播。赛中报道大多以客观著称——描绘比赛细节和分数,通过数据、表格等客观报道的方式进行报道。其中,中国媒体多留意中国、德国、日本三个国家的比赛报道,并对这三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报道倾向:对中国的报道既客观地报道比赛过程,又带有情感倾向地报道失败的结果;对德国部分媒体持综合、客观、批判的态度,部分媒体采取片面的赞扬态度;对日本客观报道其优势,但又掺杂民族主义情绪。在赛后的报道中,首先,中国各媒体对本次参赛的表现进行反省和批评——成绩不理想的现实深深打击了中国媒体人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他们对体育的重视和对现实的反思。其次,由于媒体意识到了问题,因此他们迫切呼吁改变现状,对中国体育的现状提出改革方案。报道倾向随着赛事的进行发生了改变,这不仅与赛事进程有关,还夹杂着当时的历史背景。赛前的积极心态和期待心理在赛前报道中有所体现,但由于当时公众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也会有媒体认为当时的中国应先解决国家民族的问题,再去考虑体育竞赛,否则就是劳民伤财的观点。赛中报道中对德国的报道产生了偏差,这是由于中德两方共同导致的。1936年,中德关系处于蜜月期,密切的中德关系对报道产生了影响。而德国举办本届奥运会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发动大战、宣扬种族主义进行舆论准备,因此,德国为达到政治目的在筹办奥运会期间营造了一种虚假的和平友好的氛围以欺骗世界人民。同时,德国在此期间进行扩军备战,用柏林奥运会掩人耳目,有效地为后来德国发动大战争取了准备时间。这使得以储安平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和本届奥运会产生了认知的偏差,错置了中德类比。且由于中国媒体在进行奥运会报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事实,更是加重了这种报道偏差。日本方面,1936年,日本侵华势力日益猖獗,大战一触即发。且日本擅长在体育领域搞政治阴谋,更加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这些历史背景导致中国在对日本的报道中虽秉持客观报道的态度,但难免掺杂民族主义情绪。柏林奥运会中华民国代表团参加了接近三十个比赛项目,除了撑杆跳选手符保卢进入复赛外,其余选手均于初赛即遭淘汰。这个败绩给国内媒体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因此,媒体赛后纷纷撰文反思中国体育事业,根据中国体育当时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研究结论:中国媒体十分重视对本届奥运会的报道,且报道倾向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1936年中国媒体对柏林奥运会的报道倾向随着赛事的进程而发生改变——赛前报道强调学习和参观,表现中国精神,传播奥运文化;赛中报道较为客观,着重对中、德、日三国进行报道,并对三国有着不同的报道倾向;赛后报道重在反省和批评,众媒体纷纷提出改革方案。报道倾向的变化反映了当时媒体人体育观的变化,而多元化的报道内容也使得1936年柏林奥运会得以更加生动的记录和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