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谪滇诗人群体略论

来源 :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第八届年会暨2011年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iongliong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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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贬滴诗人群体,是明初文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这种重要性不相符的是,相关研究状况却很不充分。本文即以滴滇诗人为重点,考察贬滴诗人的生存状态及诗歌创作,探讨明初诗歌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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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本朝文学传统、强化清人忠君观念是乾隆帝的两个文治目标。要树立本朝文学传统,就要将明末文学与清初文学做适当分野;要强化清人忠君观念,绕不过从道德角度评价明季历史人物(包括死节之士与投清贰臣)。钱谦益在明末清初文坛的执牛耳地位、贰臣身份及创作反清诗文的行为,使其成为乾隆帝实现确立本朝文学传统、强化清人忠君观念过程中的极好批判目标。
明清之际的文学家李渔以小说戏剧创作名世,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居有显赫的地位。不过,袁枚《随园诗话》卷九认为李渔的诗“有足采者”,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一也说“笠翁以词曲知名于时,而诗句亦往往有可采者”,而现代李渔研究的开山人物孙楷第在《李渔与十二楼》一文中,对李渔的诗词与散文有一番总体的比较,认为他的诗“颇有稳谐之作”。在笔者看来,作为卓有成就的通俗文学家,李渔的诗“有足采者”,或者说“往往有
职官制度的基本学养对于文史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明清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检视明清文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硕士、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发现职官制度方面的学养普遍不足,甚至严重欠缺,影响到研究成果的质量,值得引起重视。
吴中文人在明初普遍遭遇到了生活困境与矛盾心态,以“吴中四杰"最为典型。尽管他们具体的遭遇不同,但共同遇到了以下矛盾,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向往“隐逸”与被迫“出仕”的矛盾;(二)对新朝抱有“希望”与命运多舛而“哀怨”的矛盾:(三)履职“责任”与"思乡”之苦楚的矛盾;(四)表面“颂圣”与内心“畏祸一的矛盾。以高、杨、徐、张为个案分析,既可以看出“吴中四杰”整体性中的差异性,也可以看出其差异性中的整体
明、清易鼎之际,士大夫之节操备受考验。吴梅村蒙受崇祯厚恩却失节仕清,而其实际行动与解说亦并不一致,实无法容身于遗民世界。现实世界之失意,益加剧其创作之解释成份。其诗历来虽有诗史之高誉,而质疑之声亦不绝于耳,且事实俱在。吴梅村之一再书写卞玉京,乃有意识地走出遗民世界之道德约束及其宏大叙述,借着爱情之追忆以填补当下之匮乏、空虚:同时,亦借着诗中之隐语系统对这位红颜知己的沦落风尘、死于寂寞之忏悔书写,从
本文首先介绍了明词作品从通代选本到断代选本的价值,其次,阐述了明词文献从“存史”到“立论”的整理特点,最后推测了明词文献整理科学化研究时代的到来和展开。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钱、汤之间直接的交往是钱谦益为汤显祖写了一篇序,汤显祖回了一封信。这次文字交往意味着钱谦益古文思想的重大转变。而到了钱谦益晚年,他在自传组诗《病榻消寒杂咏》中,提起过汤显祖的戏剧《邯郸梦》,把《邯郸梦》作为万历年间庚戌科场案的预兆。其实,汤显祖不可能把《邯郸梦》当作庚戌科场案的政治前兆,也不可能在钱谦益面前影射韩敬。
已经衰落的台阁派在成化二三年连续发生了被合称为“翰林四谏”的政治事件,翰林修撰罗伦上疏阻止内阁首辅李贤夺情起复,编修章懋、黄仲昭和检讨庄昶三人上疏谏阻举行元宵灯节,并拒绝应制撰作节庆诗词,先后被贬官外任。这是一场由政治道德而波及文艺思想领域的斗争,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趋于活跃和独立认真思考的力量,即使是受帝国意识形态训育和在体制内的人物,也有可能打破思想界和文艺界的沉闷气氛。
“遽情”是王夫之诗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范畴,其具体所指乃是受私欲影响之情。王夫之认为“遽情”是诗学弊端生成的根本原因,淫诗,伪诗产生,诗法论流弊,以及“迫”、“促”等诗风的形成,都可从遽情找到根源。“遽情”之诗诬上行私,终致亡国之音。遽情与王夫之的人性论思想、礼乐思想、治国思想等有着内在联系,因此王夫之诗学理论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
《花草新编》和《花草粹编》是明代后期出现的有密切关系的两本通代词选。本文从讨论二书的关系入手,在考察仅存的《花草新编》残抄本的基础上,探究了该书的编者、编撰时间、使用的主要的参考书、已佚失的前二卷的面貌、书名的选择和出版时间等问题。关于《花草粹编》,本文梳理了其版本的流变过程,分析了该书实际录词数量较序言所示多近五百首的可能原因,揭示其编者重在以词存人和以词存调的编撰目的,论证了该书对清初词学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