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中常以"长城以北,引弓之国""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等记载来描述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又以"控弦""弓马"等词汇来指代骑兵与骑射。骑射文化贯穿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狩猎娱乐、祭山祭祖以及骑兵作战等诸多领域,可谓之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共筑了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代体育史,不只是汉民族的体育史,亦是55个少数民族的体育史,而北方游牧民族骑射文化则是中国体育史、民族史和军事史等学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问题的研究尚显薄弱,尤其是在骑射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演变等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着诸多学术疑惑和争议。鉴于此,运用文献资料法、二重证据法和实地调查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结合当时的自然环境与生产力的发展,围绕骑射本身的构成要素对北方游牧民族骑射文化的源流进行历史学考证。在于阐释北方游牧民族骑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揭示地理环境和生产力发展对骑射文化的影响,以此来窥测骑射文化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生产、宗教祭祀、休闲娱乐及军事战争中的作用。通过研究亦有助于挖掘北方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丰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化内容,拓宽中国体育史的特色研究领域,加强基础性理论研究,促进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北方游牧民族是指曾活跃在我国北方蒙古草原及东北森林边缘地带,过着"随水草迁徙""居无定所"的诸多阿尔泰语系骑马民族,主要包括东胡、匈奴和突厥三个族系。北方游牧民族骑射文化本身是由人、马、马具、弓矢及技艺等要素构成。第二,火、弓箭的发明与马的驯化是骑射形成的先决条件。经考古发现,大约在2.8万年前,山西朔州峙峪文化遗址的"猎马人"已经开始使用弓箭和石镞。中国是东方马种一重要的起源地,北方民族大约在5000-6000年前已驯化了马匹,河北桑干河流域发现的三门马被公认为是现代马的祖先。第三,气候变冷是北方地区由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的定居型经济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马衔马镳的发明是为了更好驯服烈马,亦是骑马民族和骑射形成的先决条件。中国北方民族中最早骑在马背上进行骑射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她们可能是山戎而后融入东胡族系。在此之后,北方民族的游牧程度逐渐加深,由东向西传播,直至最为强大的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的诞生。北方民族半农半牧的经济方式是指农业兼畜牧业,过着定居生活,畜牧业主要从事动物的饲养与放养。专业化的游牧业则以骑马为标志,过着居无定所,随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方民族骑马骑射的出现要早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形成。第四,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和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崛起于蒙古草原,随着三系民族政权的更迭,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在弓马用具上不断被发明、创造和完善,促进了骑射文化的发展演变。东胡族系创造和改进了控马的衔和镳,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骑马民族,对北方草原鞍马文化的兴起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作用。匈奴时期马具最大的进步则是改进了鞍饰、攀胸、腹带、马络头以及骑士的弓箭武器,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鞍马文化的兴盛和古代骑兵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此时期的骑射技艺更加娴熟、精湛和生活化,是匈奴武力强盛的重要因素。鲜卑作为北方最为强大的一个族群,在汉晋十六国时期称霸蒙古草原。这一时期,马具趋于完备,最大的变革是出现金属马镫、高鞒马鞍及马铠(具装铠),对骑射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马镫和高鞒马鞍的出现,使马具更加完备,加之马铠的使用,催生了重甲骑兵的形成。隋朝时期,马铠继承了南北朝时的样式得到空前发展。唐朝之后,骑兵多效仿突厥,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继而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契丹的骑射文化在东胡、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发展,并受到唐宋的影响,使弓矢马具的制作更加精湛,开始向精美和繁复方向创新发展,契丹鞍更是获"天下第一"的美誉。经文献查找和实地踏查,大致归纳出契丹的箭镞有铲形、三角形、三角倒钩形、鱼尾形、月牙形、U形、尖驼峰形、柳叶形、三棱形、凿形、三翼形、桂叶形、扁圆形、多锋尖形及鸣镝15种类型。契丹的箭镞用于骑射有三种用途,一是用于骑兵杀敌、攻城;二是用于射杀动物;三是用于礼射和习射。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在繁盛时期,其箭镞的形制类型非常丰富,亦因此造就了骑射在狩猎、战争及祭祀娱乐等活动中的多样用途。第五,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衔马镳是为了驯服、控制马匹,马镫和高鞒马鞍则是为了维持骑者在马上的纵向和横向平衡,保持身体在马上的稳定性。这不仅有利于马上骑射技能的发挥,也促进了马上弓矢武器和马甲的改进和使用,进而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骑射文化在狩猎生产、宗教祭祀、休闲娱乐及军事战争等活动中不断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