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格(Peter Burke)在其着作《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中揭示了知识的转化历程:欧洲近代早期制度与穆斯林世界附属于清真寺教学的机构相似,寺院经堂教育内虽然没有教士,但寺院学校很类似欧洲由教会主宰的教育机构:教学的科目是可兰经,先知言论和回教律。学校有正式的辩论组织,如同西方的辩论。这个教育体系,属于流动的体系:对一个教授而言,重点不是他学过什么,而是他和谁学。可以说,学习的主要场所是个非正式的学习圈,允许在教师家中或是在寺院,并与教师保持适当距离。此外,清真寺内有学校宿舍,教授薪俸,供奉此体系的基金会,与相应的教学执照,类似欧洲的“教学特权”;这延续着中世纪的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的傅统,也与16至17世纪鄂图曼帝国相接近。绅士在中国的地位更为荣耀,儒家科举体制下,这些知识群体协同皇帝治理这个天下达两千年的历史,这套体制是以四书五经评注的考试成绩选择政治上的精英,以密封卷的方式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重视用人唯才,“他们的贵族是由于学术与知识产生,不论血统或家系”。福科从教会于国家的关系上谈到知识份子的历史,他揭示:“权力的运用不断地创造知识。相反的,知识经常引发权力的效能”,早期欧洲的国家历史,不论是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或秘书统治,都是以教会为典范。皇家槠案馆在发明行政书写技术上比教廷要迟,由于天主教的制度建立在比任何一欧洲王权都大的尺度上,僧侣一度垄断读书识字的权利。可以说,近代官僚政治建筑在中古教廷的传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