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洲谈到,"近代以来的体育场馆建筑在形式上基本来源于古希腊与古罗马。古希腊的竞技精神和古罗马的建筑艺术构成了现代体育建筑的基本形式。而功能复杂的大型体育场馆,则是由古罗马的竞技场演进而来的。"形式上的借鉴毋庸置疑,但是在与城市文化的契合及功能运用上的启发往往被国内设计师和管理者们所忽视。近年来学者们对体育场馆的探讨颇多,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场馆规划与布局、场馆的设计与利用、场馆的经营与管理、场馆的维护与保养、服务全民健身等方面,鲜有学者从文化性和公共福利性视角展开研究。由此,通过历史回溯式研究,在挖掘古罗马竞技场生命逻辑本质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我国体育场馆的本质属性和当代价值,为未来体育场馆的综合改革服务。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城市标志性体育场馆建筑,除了外观和科技上的突破之外,无论是在布局规划的均衡上,还是在价值实现的程度上,都未能完成对两千多年前古罗马竞技场的超越,在设计理念上甚至逐渐偏离了体育场馆建筑的本原。其一,文化性缺失。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基于各种利益的交互关系,在体育场馆的规划和设计上很少考虑第三方利益以及场馆的文化属性和本质功能,这就造成各种粗劣、庸俗、仿造的大型体育场馆屡见不鲜,区域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特色被遮蔽,"千佛一面"的跟风建设抹杀了城市体育场馆建筑的文化性。另一方面,一些建筑师在场馆的造型设计上可谓煞费心机,但是由于缺乏对城市建筑文化传统的认识和对地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各种奇形怪状的场馆层出不穷。通过这一现象,也可以从另一侧面洞见当代中国建筑师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上是不够的,华而不实、心浮气躁的背后折射出文化自信的缺失。其二,公共服务功能弱化。一方面,体育场馆布局规划不平衡。由于体育场馆建筑占地面积大,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见效慢,场馆建筑用地在城市规划中处于从属地位,优质空间常常被政府用地或商业用地所挤占,资源分配严重失衡。这就造成不是市中心有限的场馆资源价格高昂,普通市民用不起,就是距离市区较远,居民不方面使用。这两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公众参与程度低,场馆的有效利用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体育场馆功能运用不充分。有些体育中心完全是为了展现市政形象,举办一些大型活动的开幕式,之后基本就荒废掉了。由于使用成本过高,运动队无法使用,甚至有些场馆不具备运动训练的基本功能。另外,我国城市体育场馆建筑缺乏长远规划,赛后利用严重不足,服务于全民健身供不应求且效率低下,现实使用和设计理念脱节,单一竞赛功能无法满足市民健身的多样化需求。结果表明:背离体育建筑本原,过于注重城市地标意义和商业运营利润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有限体育场馆资源的浪费,加剧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体育需求和体育场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故而应回归体育建筑的本原,从塑造文化性、科学规划、综合利用入手,充分发挥体育场馆建筑的公共服务功能。其一,注重体育场馆建设的文化性。体育场馆建筑回归本原,首先应该追溯城市体育文化的本源,然后对接整个城市生活的文化体系。地方特色文化性体育场馆建筑的使命在于打造特色城市体育文化品牌,最大程度地满足当地体育参与者特殊性的体育需求,从而构成城市体育文化事件的历史容器。其二,科学规划体育场馆建设布局。新的时代,我国体育场馆的建设应重点列入城市规划方案,对公共体育健身场馆的人均建设用地和服务标准提出刚性要求,合理划分辐射半径。将体育场馆建筑尽量布局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城市核心地段,形成集竞赛、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网络空间结构,从而提高利用率。其三,创新大型体育场馆综合运行模式。体育场馆建筑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竞赛功能,但是也不应该异化成巨型城市雕塑或商业综合体,背离体育建筑的根本价值和意义。创新综合运行模式的关键在于把体育场馆创建成综合性会展中心,确保体育赛事、交流会议、大型展览等活动的举办。其四,加强政府对体育场馆公共服务政策的执行力度。如果说古罗马竞技场的存在逻辑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发生的话,那么,现代城市体育场馆的发展方向则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执行力度。体育场馆的规划、建设和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发改委、国土局、规划局、建设局、财政局、消防局、质监局等众多部门,远不是体育部门一家之力能够完成的。加强不部门协同,共同治理体育场馆建设是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