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期是个体较容易受到朋友影响的一个时期。朋友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依赖于青少年朋友群体的特征(Berndt,1982)。大量研究表明,与具有问题行为的朋友交往会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生和发展(Elliott,Huizinga,&Ageton,1985;Brendgen,Vitaro,&Bukowski,2000;Fergusson,Swain-Campbell,&John Horwood,2002);如果长时间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交往,青少年参与犯罪活动的危险程度增加,是青少年从一般行为不良至犯罪的重要转折点(杨菲菲,赵景欣,2011)。因此,探讨能够调节不良朋友消极影响的因素或作用机制就成为干预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环节。纵观当前关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研究,个体的自我控制、父母教养行为是预测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重要因素(Gottfredson,Michael,&TravisHirshi,1990;Baron,2003;Hay,2001)。但是,高水平的自我控制与父母积极的教养行为能否抵抗不良朋友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消极影响,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朋友的问题行为与青少年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控制与父母教养行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采用心理测量法,对461名青少年暴力犯与592名未犯罪青少年的自我控制、父母教养行为以及朋友的问题行为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朋友的问题行为能够显著增加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概率。(2)自我控制、父母的严厉惩罚能够调节朋友的问题行为与青少年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当朋友的问题行为较高时,高自我控制的青少年卷入暴力犯罪的概率显著低于低自我控制的青少年,父母严厉惩罚水平低的青少年卷入暴力犯罪的概率显著低于父母严厉惩罚水平高的青少年。本研究的发现为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在青少年与不良朋友进行交往之后,父母实施积极的教养行为、提高青少年个体的自我控制水平,将会降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