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关注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相影响，如何型塑出前述的台湾地区经验。排除政治因素，纯粹讨论经济发展，无异于把经济发展视为可在真空、无菌环境下的实验。台湾地区战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先后遭受国际政治与岛内政治之影响，近年来更与两岸政治关系紧密互动。政治因素影响经济发展固属理所当然，经济发展回头影响政治亦属自然。 20世纪50至60年代，台湾地区民间企业尚未茁壮，研发、经营人才极度缺乏。经济发展的方向，仅靠政府引导。此时民智未开，并以求温饱为首务，对于政治参与兴趣不高。当然亦由于白色恐怖殷鉴未远，有识者惮于参政、问政，经济建设遂成为全民全力以赴的关注焦点。当时并无认同问题，也没有政党恶斗，财经政策遂能以专业为依归，少有政治考虑。 此时的经济政策以发展劳力密集产业为主轴，此政策一则可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再则有助提升低层民众所得。若再加上1949年至1952年所实施的土地改革，恰好是促进均富的两大政策支柱。在教育普及以及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两项有利条件之下，蒋经国晚年开始被动推动所谓“民主化”，让人民享有更多政治权利。与此同时，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机能的经济“自由化”也同步进行。“自由化”把台湾地区经济结构转往更有效率的方向，但是更有效、更开放的经济结构，并不能保证经济成长的果实必能嘉惠普罗大众。另一方面，本地财团历经20世纪印至70年代经济快速成长之后，羽翼已丰，自然产生影响政府政策的意愿与能力。尤以“民主化”与“自由化”的结合，意味着财团左右政府政策的能力越来越强。反观国民党内部，原本由蒋经国主导的社会主义理想，逐渐流失。蒋晚年虽然增添与商界见面的频率，“用商人（建设台湾地区），但不为商人所用”仍是他的中心理念。蒋后的政治人物不再与商人保持距离，财团的意见遂成为民意之重点。贫富差距的扩大，在此政商结构之下乃属必然。，尤有甚者，李、陈执政以来，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其实掺有“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成分，“民主”舞台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解决经济议题，而是上演统独对峙及其衍生的内耗与空转。政治凌驾经济这种早年罕见的现象，如今已成常态。对比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民不问政治只拼经济的情景，显然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