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以来，乡村干部与农民的“制度性关联”消解，官民矛盾不再如90年代那么突出。但农民上访数量不降反增，缠访、闹访、无理访、群体访的案件在增多，乡村治理陷入困局，为此，有学者提出“治权”概念，指出乡村治权弱化是导致农民上访增多的根本原因。
　　如中端锋认为，税费改革尤其是乡镇体制改革，使乡镇政府的物质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严重流失，从而无法对农民进行有效支配和管理，逐步失去了分类治理的能力。田先红也认为，在当下的乡村社会，“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钉子户的增多，与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弱化有关。笔者认同上述学者提出的“治权”范式，亦认为乡村治权弱化使农民的不合理诉求得到满足，引发诺米多骨牌效应，促使更多的农民跟风上访，从而陷入“越治理越混乱”的恶性循环。本文试图在乡村场域中展示S镇几例农民集体上访的情况，揭示农民集体上访的社会结构基础和诱发机制，并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在乡村治理视域中观察农民集体上访可以使人们清晰的看到农民日常化、生活化的上访逻辑。就S镇这样的宗族性地区来说，集体上访本来就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农民的公私观念和宗族文化意识使得集体上访半不需要负担太高的组织成本和经济成本。而乡村治权的弱化则使得集体上访的组织和发动者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也不用担心乡村干部跟自己过不去，没有相应的心理和上访压力，从而导致了农民集体上访在S镇成为一种常态。可以说，是乡村治权弱化诱发了农民群体上访，并使之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而加强乡村治权，笔者认为不一定就能解决信访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