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团队凝聚力是影响团队成功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让团队紧密聚集在一起,达成共同目标的力量来源。教练员领导行为是指教练员依据个人经验、人格特质与情境因素表现出影响运动员个人与运动队目标的综合行为过程。教练员领导行为围绕集合团队之力迈向共同目标展开,依靠运动员与教练员关系互动影响训练效果,关系着团队未来发展与成就。教练员领导行为通过与运动员间的互动过程发挥作用,在互动过程中,能否有效发挥领导行为应考虑双方互动的质量。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教练员与运动员在情感（affective）、认知（cognitive）和行为（behavioral）彼此相互依赖的情境。运动竞赛中,团队力求达到最佳表现以获取更好的竞赛成绩,团队凝聚力因其对运动表现的重要作用而受到关注。探讨团队凝聚力的形成机制以及教练员领导行为如何促进团队凝聚力的形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本文从运动员视角入手,采用《运动领导行为量表》、《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量表》、《运动群体环境量表》对280名运动员进行调查,并获取了一般人口学资料。借助SPSS20.0、Amos22.0统计软件,运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了教练员领导行为、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和团队凝聚力关系模型,并对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以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教练员领导行为中的训练与指导、民主行为、社会支持、正向反馈维度均与团队凝聚力呈显著正相关,专制行为与团队凝聚力呈负相关;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中情感、认知、行为与训练与指导、民主行为、社会支持、正向反馈维度上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在专制行为上呈负相关,在教练员领导过程中更多的训练与指导、民主行为、社会支持、正向反馈行为能够预测更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教练与运动员关系与团队凝聚力呈现显著正相关,其中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中的行为维度与团队凝聚力中的群体任务一致性、群体社交一致性、群体任务吸引力、以及群体社交吸引力维度相关性最高。五个自变量对团队凝聚力其的解释力为64.2%,回归模型整体检验达到显著水平（F=98.258,P＜0.001）,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训练与指导、民主行为、专制行为、社会支持为显著变量,通过β值判断,训练与指导行为、民主行为、社会支持行为正向预测了团队凝聚力,专制行为则对其有负向的影响,其中系数估计值中训练与指导行为β系数最高为0.337表明更多的训练指导行为将会提升团队凝聚力中群体任务一致性水平。利用Amos22.0计算出各个路径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β系数）,教练员领导行为对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呈显著正向关（β=0.864,P＜0.001）,教练员领导行为对团队凝聚力（β=0.367,P＜0.001）呈显著正相关,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对团队凝聚力（β=0.560,P＜0.001）呈显著正相显著正相关。利用AMOS22.0软件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教练员领导行为对团队凝聚的总效应值为0.851,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796,0.893],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表明总效应存在且显著。直接效应的标准化效应值为0.367,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186,0.553],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表明直接效应存在且显著。且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43.2%。间接效应为教练员领导行为通过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对团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效应,其标准化效应值为0.483,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317,0.645],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表明间接效应即中介效应存在,并且呈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56.8%。研究结论:（1）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其中训练与指导行为、民主行为、正向反馈、社会支持为正向相关,专制行为负相关,其中训练与指导行为、民主行为对团队凝聚力有最强的解释力;教练员领导行为与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其中训练与指导行为、民主行为、正向反馈、社会支持为正向相关,专制行为负相关,其中训练与指导行为与社会支持行为对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有较强解释力;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行为维度对团队凝聚力有最强的解释力。（2）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在教练员领导行为与团队凝聚力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教练员领导行为对团队凝聚力不仅有直接的影响,还能通过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对团队凝聚力产生间接的影响。（3）本研究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对团队凝聚力的解释力较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团队凝聚力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通过采用积极的教练员领导行为,发展高质量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有助于团队凝聚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