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徐继恩、释正嵒均为明末清初作家.在今人的一些著述中,往往被视为同一个人.现从姓氏、里籍、生卒年月、交游、著述、子嗣等方面作一系统考辨,以证明二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徐继恩、释正嵒并非同一人辨析
【摘 要】
：
徐继恩、释正嵒均为明末清初作家.在今人的一些著述中,往往被视为同一个人.现从姓氏、里籍、生卒年月、交游、著述、子嗣等方面作一系统考辨,以证明二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机 构】
：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出 处】
：
“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发表日期】
：
2016年8期
其他文献
2002年,笔者与业师陈高华先生联合署名发表《耶律楚材与早期蒙丽关系——读李奎报的两封信》,主要就高丽文人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八所载两篇《送晋卿丞相书》的历史史背景、写作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两篇《送晋卿丞相书》分别作于壬辰年(1232)与戊戌年(1238),是研究早期蒙丽关系的重要文献.
《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代的一部政书.它流传至今,保存了大量元代前中期的诏令、格例、案牍等法律公文原件.其重要性早已为学界公认,被视为研究元代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资料.由于《元史》编纂疏谬,《元典章》也被利用来校勘《元史》.业师张帆教授曾在《文史》2003年第3辑上撰文《读〈元典章〉校〈元史〉》,通过对读二书,分门别类,校正了《元史》中的一十七条错误.
《耿公先世墓碑》今存,仍矗立在河北省辛集市石碑村村北.近年,当地村民为该碑建了一个碑亭,予以保护,但是该碑依然风化剥蚀严重.《全元文》(36)据同治《畿辅通志》收录了此篇碑文.该碑因元顺帝时中书左丞耿焕的奏请而立.碑文由翰林侍讲学士张起岩奉敕,在翰林待制揭傒斯所撰行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这通碑文在现存的清代康熙、乾隆、嘉庆所修束鹿县志中均有收录.这篇碑文含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此略作讨论.后至元元
在中国史研究中,如何最大范围地收集材料、省时省力地找到所需材料是每个研究者都需要面临的问题.而作为古籍保护的从业者来说,如何处理好纸质古籍的保护与古籍使用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一对相矛盾的命题.于是,数字化古籍的出现和网络资源的便利为满足几方面的需求提供了可能.但是网络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参差不齐,使用者需要经过大量的摸索才能找到满足自己需求的古籍资源.故而,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将自己在查找网络古籍资源时积累的
在蒙古旧制中，怯怜口是宫帐(“斡儿朵”)中受怯薛管辖的奴仆，称为“家中儿郎”。到元代中期，较之蒙古旧制，怯怜口的管理体制与实际面貌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奏议：“今正宫位下怯怜口有总管府所管户计，又有四怯薛官所管身役，殊不知在怯薛中者，乃百姓避役投充以希望粮草赏赐耳。”“正宫位下”是举例而言，实际情况当不限于“正宫位下”。“四怯薛官所管身役”是属于蒙古旧制的部分，但在“四
会议
本文以目前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有关斗伤的案件为考察对象,结合既有的传世史料、出土史料,探讨与斗伤有关的法律概念、刑罚适用、具体执行问题,在具体法律制度考证的基础上,最后进一步揭示新出简牍文献对秦汉法律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中学西传造就了近世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东西方的往来还复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以布道宣教为己任的传教士成为此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承载者,他们写就了数量可观的中西文文献,加之中国奉教、友教、反教之士的涉教文献,其煌煌大观堪比入华佛教典籍.这些文献距今足有三四百年,泛黄书纸演绎的是中西文化互识、耶儒义理互动的鲜活历史.即便今日而观,其内容仍扣人心弦,引入深思.梵蒂冈图书馆
学者在讨论殷周制度时大抵不能逃脱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但考先生所论,所据“二重证据法”在同质性预设和解释下实质上仍然是传世文献一重证据法,并不能撑起庞大的古史系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其论殷周制度依据也主要是《春秋公羊传》“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适以长不以贤”之语.然这句话实质上强调的是“择权在君”原则,反映了后世郡县制形成过程抑或封建制崩解过程中继嗣制度稳定性与选贤立子之间平衡的思考.受历史书写
一书札也可以称为手札、尺牍、书翰或者书信,浑言之,诸名之间并无不同,析言之,则又各有侧重.书札与尺牍兼重物质形式与文体形式,相比之下,后者又更为古雅一些.手札、书翰与书札相近,但书札、书翰强调其为书写的作品,而手札强调其出于书写者的亲笔.书信则侧重其文体内容,着重其社会交往的功能.但是,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人使用这些名词时,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也不免混用.还有人使用“尺素”或“笺素
明初从民间挑选识字女性入宫为女官,成为后宫制度的一部分.明初广东有五位女官入宫,她们在明中叶以后开始被广东地方文献记述,但地方志始终将其放在《列女传》,与《明史·职官志》相左.族谱等民间文献又从家族利益考量对之记载.明中叶以后朝廷选秀泛滥,引起朝野不满,民间社会对女官的传说也在文献记载与大众想象中传播.明初女官形象因应形势发展,在士人书写与民间传说中相互补充,成为各取所需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