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王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现代性转型进行了探讨。王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在“新时期”的意义在于，他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某种新理路、新选择和新走向。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有三次大的选择和转折，每一次选择和转折都确立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方案”、现代性规范：即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现代性规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毛时代”文学的“本土性”现代性规范和以王蒙为代表的多元整合的“新时期文学”现代性规范。“五四”现代性规范过于“欧化”，事实上成了某种“新文言”，20年代后期在其内部生长出了某种反叛性力量，并对其合理性不断提出质疑；“毛时代”的“本土性”现代性规范又过于狭窄，违背和限制了文学的多样态发展，使这一时期文学在文类形态和审美口味上越来越“窄化”。上述两种现代性规范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然而，相对于它们产生的那个特定时代，这种选择都曾经有其某种内在的“合理性”。王蒙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新时期”相对于文学而言，主要的不是一种历史描述，而是一种性质判断和价值期待。这种新的性质判断和价值期待集中表现在王蒙的“小说学”中。王蒙的“小说学”体现了新时期作家面对历史的某种新的体认和追求。“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规范在王蒙的“小说学”中得以突出表现。第一，王蒙“小说学”的现代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多元性理解，破除了对“文学”传统的“单调”和“专势”的“霸权化”解释；其次，表现为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创作，体现了真正的“拿来主义”的文学发展思路，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流向具有巨大的暗示、导引作用；第三，表现为对创作主体性的重视和强调，王蒙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主体论”，解除了对作家的创造力各种局匡和束缚，为创作上的真正多元化做了智力准备。王蒙站在一种新的历史起点上，洞悉和规避了“五四”文学现代性的过于“欧化”和“毛时代”文学现代性过于封闭的缺陷，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多元整合型现代性理路，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多元走向和宽阔河道，并为即将展开的“全球化”战略框架下的中国文学的“个性化”存在，提供了富有历史远见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