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研究指出,多个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态势,在减少经理私利行为的同时,还有助于保护小股东利益,从而从公司内部提出同时针对两类冲突的解决方案。国外相关实证研究普遍证实了股权制衡对于控制权私利的制约作用。制衡的观念虽然在我国同样根深蒂固,但作为我国公司治理研究中理解可能最为混乱的概念,国内关于制衡效果的既有研究多用“股权分散度”来代替,令人误以为持股一分散就能够形成制衡。传统制衡理论将解决冲突制约私利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非控制性大股东身上,忽视了大股东之间合谋的可能。股权制衡研究的新动向是从合作博弈视角,即认为通过控制权在几个大股东之间的分享,形成相互牵制的格局,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企业的决策,达到大股东互相监督的股权安排模式。而制衡效果究竟如何,既取决于非控制性大股东的制衡能力(由Banzhaf指数值衡量的表决权来代表),还受到大股东制衡动机(由自身控股权与控制权的比值来代表其抑制私利提升公司价值的动力)的影响。本论文首先系统梳理了制衡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选择采用Banzhaf指数值衡量的表决权来衡量控制权分配和制衡股东的存在与否。Banzhaf指数值不仅和股东自身持股数量有关,还和其他股东持股情况即股权分布结构有关,并且考虑了大股东之间合谋的可能。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我们发现,尽管改制多年,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仍是控制性大股东拥有绝大部分的控制权,非控制性大股东虽持有相当份额的控股权,但自身控制权与控股权分离严重,有一定控制能力的制衡股东的存在并不普遍,因而对控制性大股东尚不能发挥有效的潜在影响力。通过对我国制衡相关实证的梳理发现,既有研究普遍忽视了控制性大股东绝对控制占主体的这一国情,即在比较存在与不存在制衡股东的公司时,忽视了控制性大股东绝对控制这一控制权分配特征对制衡股东制约作用发挥的影响,因而在比较时未能置于可比平台上。本论文在考察制衡股东的治理效应时,首先通过比较同为绝对控制权下存在制衡股东的公司与相匹配的不存在制衡股东的样本,发现当控制性大股东绝对控制时,存在制衡股东的公司其侵占型关联交易情况并未比不存在制衡公司明显更好。因而,在考察制衡股东的作用时就不能不考虑到绝对控制的可能影响。从而发现,对于同样存在制衡股东的公司,制衡股东对侵占型关联交易的制约效果,在绝对控制权和在相对控制权下存在明显差异,绝对控制权下的制衡股东几乎无法对侵占型关联交易发挥制约作用,而相对控制权下的制衡股东是能够发挥制约作用的。最后,通过借鉴既有实证关于制衡效果的影响因素,本论文进一步考察绝对控制影响制衡股东治理效果的可能渠道。发现与相对控制权下的公司相比,当控制性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时,制衡股东与控制性大股东的力量差距较大、自身分离度决定了制衡股东有制约动机但却有心无力、制衡股东与控制性大股东同为国有性质时监督缺位、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多由控制性大股东绝对控制而此时私利难以被监督。本论文证实,正是从这四种影响渠道使得,绝对控制权下的制衡股东对侵占型关联交易的制约作用受到削弱,甚至表现为制衡股东更倾向于与控制性大股东勾结来瓜分私利。作为一股越发强大的大股东力量,与个人性质制衡股东相比,基金持股的确能够改善所持股公司的侵占型关联交易情况,而同为机构投资者主体的一般法人却并不具有类似的制衡作用。对基金持股微观机制的进一步实证发现,基金持股越是集中,持股越是相对稳定,就越有利于其发挥制衡作用。本论文还考察了大股东制衡效力相关的法律条文,如临时会议召集权等。并利用邹检验方法发现,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的提高,影响侵占型关联交易的回归模型已发生结构性变动。即在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阶段,股权分散程度的提高是能够发挥一定制衡效果的;但随着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股权分散度进一步提升则不会带来侵占型关联交易的明显减少。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并非制衡态势本身无效,事实上相对控制权下的制衡股东是能够对控制权私利发挥一定制衡效果的;但由于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仍处于绝对控制权下,此时一味强调股权分散的企业改制,尽管使得非控制性大股东控制权有所提升,但其制衡效力的发挥仍受限,甚至表现为倾向于与控制性大股东相勾结共同瓜分私利。因而当前股权改革应通过构建包含两个以上规模相当的制衡股东的均衡分布的股权结构,使得控制权也随控股权在大股东间分散持有。同时,鼓励证券投资基金稳定地、有规模地集中持股,培育有一定制衡能力和制衡动机的制衡股东,并从法律上不断完善和落实支持制衡股东效力发挥的相关条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控制性大股东一股独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