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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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案件应当被纳入检察监督范围，应从调解案件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人手。对是否违反自愿原则的审查，应将是否存在当事人意思不自由的因素即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情形与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结果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对于违反自愿原则的民事调解案件，检察机关不宜以抗诉方式予以纠正，应以检察建议方式促使法院自行纠正为宜。对是否违反合法原则的审查，应从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存在规避法律的情形，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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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案件应当被纳入检察监督范围，应从调解案件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人手。对是否违反自愿原则的审查，应将是否存在当事人意思不自由的因素即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情形与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结果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对于违反自愿原则的民事调解案件，检察机关不宜以抗诉方式予以纠正，应以检察建议方式促使法院自行纠正为宜。对是否违反合法原则的审查，应从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存在规避法律的情形，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否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等方面着手。对于违反合法原则的民事调解案件，检察机关应有权以提起抗诉的方式予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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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二审中新证据的收集、采信等具有更为重要的诉讼意义，然而这一部分却恰恰缺少立法规制和理论研究。本文从司法实务出发，但不拘泥于纯粹的经验做法，对刑事二审中的“新的证据”做出解析，以最大程度地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为今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法律规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文认为在审判中不应对于被害人的情感一律予以排斥，而应采取限定性考虑、适用的态度。在量刑中考虑被害人因素，即能保证个案公正的更好实现，也能确保刑罚功能尤其是秩序恢复的实现。在量刑中考虑被害人因素既有实体法的学理依据，也有程序法上的学理依据。
本文分析了卷宗移送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劫取刑事案件的卷宗移送制度对我国的证据审查、判断方式的影响，作一经验研究，以其揭示背后存在的问题。刑事诉讼程序是由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诉讼规则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服务整体功能的发挥。在刑事诉讼制度的构造上，卷宗移送制度正是限制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发挥整体作用的关键点所在。
正确地适用自首制度，对于鼓励和引导犯罪分子自动投案，从而有效地实施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在纪检机关“两规”期间自首与准自首的认定，如实供述方面涉及的自首认定，赃款赃物追缴对自首认定的影响及关于职务犯罪单位自首的认定问题。
鉴于社会公众的认识水平存在差异，因此确定的标准不宜过苛，只要具备与真币尺寸基本一致、图案基本相同、颜色基本相近(三个基本)的条件，即可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假币。准确把握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对于研究假币犯罪，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及量刑科学化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对一起涉及假币犯罪的案件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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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立案监督的缺陷，深入探讨了刑事立案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以及立案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提出完善立案监督制度的思路，以期刑事诉讼再修改时，将立案监督制度制定得更科学化，更以人为本，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开展监督主要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况监督薄弱；二是在部分案件中，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后，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回复或者认真纠正；三是对案件情况开展调查存在困难。这些问题有各自特定的原因，但总体来说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外在因素，如缺少案件线索、被监督者抵触监督等等，二是内在因素，即还没有明确意识到依法监督和能动监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由此导致一定的保守倾向。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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