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尽管存在强大的威权管制，都市抗争仍然受到市场化大众媒体的关注和支持，实现了媒介近用和传播赋权。这种关系形态迥异于学者们在西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但是，关于为什么抗争活动能够近用媒体实现传播赋权，现有的解释较为粗放，并主要指向传媒一方；仍然缺乏关于抗争一方，即对抗争主体的属性和禀赋及其与传媒之互动关系的充分考察。以J 市艺术区「艺术家」群体面对拆迁所采取的集体维权行动为案例，本文希望为上述问题提供观察。基本发现是：文化资本是推动这一社群实现传播赋权的关键因素：首先，「艺术家」作为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是吸引媒体高度和持续关注的前提，这一主体身份为在市场化之传播格局下日趋疲软的「拆迁/抗争」议题注入了「新闻价值」，同时也是市场化媒体阶级意识形态偏向的一种折射；其次，「艺术」拥有的非功利之「纯粹性」为其在中国语境下获得了「去政治」的象征身份，这一身份不仅为该群体的抗争行动本身，也为抗争行为进入威权体制下的媒体报道提供了正当性外衣；再次，该群体拥有内化的文化资本，即职业化的高度符号化的表意实践能力，不仅善于运用高度浓缩的视觉符号来进行自传播和吸引大众媒体，而且有能力创造「艺术展」这样的媒介事件，因而能够嵌入于市场化条件下大众媒体的需要；另外，这一职业社区所拥有的物质化的文化资本也发挥了作用，艺术界的「行业媒体」、这一职业群体成员拥有的博客等自媒体以及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形成的常规互动网络都是他们实现媒介近用的关键。然而，传播赋权仍然存在边界，当抗争行动进一步「激进化」和「政治化」，文化资本即不再能够为该社群的抗争行动进行传播赋权，上述观察的传播赋因而权仅仅存在于特定政治经济格局之下。文章在最后则讨论了从社群视角探讨未来关于媒体与抗争之关系形态研究的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