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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称，自古为长江下游的文化和重要经济中心。民国定都南京后，它更是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座城市在各方面都烙有浓厚的民国印记。正所谓“一座南京城，半部民国史”。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汇集了大量的文人雅士、书画家和官僚富商等。他们爱好文玩，交易频繁，因此繁荣了当地的古玩市场。
经营场所和群体
要论艺术市场，首先应对市场古玩经营场所和从业者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市场状况。
南京古玩市场经营场所主要还是以店铺经营为主，辅以地摊式经营、寄存经营等。并且南京这样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城市，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传世文物都很丰厚，这为南京古玩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古玩市场的货品提供了来源。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业无论从人员数量还是店铺规模来看都属于中小行业。然行业虽小，人员分类却相较其他行业更为丰富。除通常意义上的卖家，还有同时兼有买家与卖家双重身份的掮客，这同样决定于古玩行业独特的性质。
民国前期古玩店铺有以城南夫子庙为中心集结地，规模较大的古玩商号有奇玩阁、迪华斋、沈润生、松宝斋、集粹斋、乐古斋、罗祥记，以及西园书画社等。南京古玩店铺一般都规模较小，其基本结构大致为一个掌柜与一两个伙计，部分大的店铺再加上一两个学徒。南京的古玩业不比北京和上海，店铺规模自然不会很大。
南京的古玩市场经营的店铺，从总体上来看，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后成立了“国民政府”，一时冠盖云集，市场一度振兴。及至1936年，南京已有商店1.3万多家，归属96个行业，店员达8万多人，资金约1240万多元，年对外贸易总额4000多万元，其中进口货物占2200多万元，是当时全国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城市。其中古玩艺术品店不下百家。
1934年南京古玩市场正是处于高速发展期。三年之后由于日军的占领，南京古玩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又奇迹般地复苏，进而更加蓬勃发展。这一切与此时南京建设带动下的古玩业良好的发展契机分不开。从会员名录中我们发现当时南京共有古玩店铺19家，其中前清开办2家，其余17家皆为民国后开业。
1937至1945年抗战时期，古玩市场开始从夫子庙零散扩张至新兴发展起来的新街口一带，这是基于城市中心带的偏移而转移的。
古玩店铺中其经营人群除了汉人外。其中回民作为古玩行业从业人员不可忽视，如马应山、陈新民、李寿桐等成为这一时期经营古玩业的回民代表。不仅此时回民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较高，而且行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在早先统一称谓的珠玉业中，经营珍珠、玉器、古玩、字画等的店铺也已各有自己的专业分工和经营范围。例如早先瞻园路的“鉴古斋”“经古舍”既卖古旧书籍又经营古玩玉器、金石字画、文房四宝，现在专营古玩，玉器也已很少再于店中经营。
除此之外，古玩市场中的地摊经营也不可或缺。民国时期，汉中路到朝天宫一带，一度成为南京最大的古玩交易集散处，后来古玩交易仍集中于莫愁路、朝天宫西街、堂子街。民国时期南京的古玩市场，数朝天宫人气最旺，老百姓曾经管它叫“黑市”或“鬼市”。泛黄的旧书资料、零落的名家字画、古陶名瓷、铜镜钱币等，曾一度让朝天宫最重要的古玩交易场所。
朝天宫的黑市有个传说。传说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微服出访时曾路过一道观（就是后来的朝天宫），吃了一碗供香客食用的素面，并对其大加赞赏。回宫后也要求御膳房制作，谁知御厨怎么都做不出来。马皇后派小太监去道观查看时，竟然发现素面原来是由肉汤熬制。道士杀生不说，还让不知情的香客稀里糊涂开了荤。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下令杀死道观里的一众道士。
市场交易形式
南京古玩市场最主要的交易形式还是店铺销售，这种形式最为固定。基本上是“等主候客”。许多拥有铺面的古玩商都是由地摊起步，积累至一定规模时才盘铺经营。此时古玩质量往往比地摊要高，加上铺面租金等费用，古玩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另外就是地摊式经营，比如当时南京的朝天宫黑市等。这种交易形式价格比较自由，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大。
还有的是拿着别人的货物去兜售的方式。从事此类方式的人也叫掮客，他们事先与货物所有者约定好价格，然后找下家出手古玩，赚取中间差价。不管有无铺面，古玩商都可以“掮做”。“掮做”与“搬砖头”都是利用他人的古玩做生意，但“搬砖头”是有了买家后的行为，而“掮做”往往是拿着货兜揽买家，掮不掉可以退还。没有资金开铺做买卖的古玩商常常用这两种方式集聚资本。
同时，也可以通过中介交易，中介人一般是找好买家后的行为，他们依仗自己信息灵通，渠道广泛，可以不花本钱、无投资而从交易中抽取一部分佣金。尤其是那些中间人从画家那里直接获取书画。
此外一些画家还通过店铺寄卖的方式进行交易。而店铺中的书画来源，大多是从画家那里直接获得，因此，画家成为了“艺术生产者”，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方式。
对于书画家而言，尤其是职业书画家来说，市场所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工作量的突然膨胀，而这一点，早在清代末期市场化稍有进展时就已有所表現了，如任伯年作画，因常有画商催促，故“求其快速，有类似于今之所谓流水作业……且其画法，是日画桃花燕子，则均画桃花燕子，明日或均画白头翁”，画室之中“画稿山积”，而蒲华则是“为了争夺‘地盘’，蒲仍不改旧风，有求则应，低酬也认，画出的数量也特别多。”到了民国前期，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吴昌硕按每天画三幅的速度，还需要画三个月才能将去年的画债还清，“缶为画件所累，每日做三件，大约做到三月杪方可将去年所（欠）了却。书画本乐事，而竟入苦境，衰年之人如何当之，当乞石友先生教我”，这种劳动强度对于已处古稀之年的画家来说，无疑是几近残酷了。
李瑞清的境遇则更为可悲，他把人生最后的气力都花在了应付订单上。他在夜半临死之前还于晚饭后“手书八联”用于还画债，“李梅庵易箦于夜半，晚饭后，犹手书八联。”还有南京的傅抱石也有相同的境遇。
消费群体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业并不如北京、上海繁荣，但也是国内古玩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相对于北京历史悠久，文物众多；上海开埠较早，华洋杂糅，该时期，尤其是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古玩业凭借政治中心的地域优势，吸引了众多当时位高权重的政要、士绅、富贾的注意。
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日伪时期，南京形成可观的日伪官僚买方市场。同样的，南京因上述特殊收藏主体的存在，对于上海古玩市场来说有高价位收藏市场的吸引。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的繁荣期，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南京作为国都地位所致，除了一般藏家，南京市场上还充斥大批民国政府官员、富豪商贾、金融财阀以及大批靠变卖古玩瑰宝度日的前清遗老，还有喜爱我国古物的外国使节等，因而古玩业较为兴隆。
随着时代的更迭、变易以及社会机体的蜕变、更新，有清一代诸多收藏大家以及曾经掌握权柄、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官僚阶层与世家大族大部分开始失去权力、利益的环境保障，趋于中落。为生计以及其他目的的需要，其所储备的大量艺术文物精品亦不同程度地被迫进入各级、各层、各批次古玩市场。如“甘肃马彤卿席，其家六百年所蓄珍玩，辛亥革命十九散佚，不二十年孑遗都罄。”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的遽然出现，造成各都会城市古玩市场货源迅速增多，从而为下一阶段古玩市场的蓄势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另外一部分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军政界枭雄以及富商大贾凭借权力与实力，旋即成为新的收藏群体与左右艺术市场的重要中坚。这一阶层为了附庸风雅，积累财富，炫耀地位，往往不惜巨资投资艺术品类，或利用手中权力实施强制性搜罗。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就是夫子庙古玩铺的常客。知名学者胡小石、大律师王农以及汪伪时期内政部次长袁愈诠等都是当时南京古玩铺常客。而于右任等民国书画大家的作品也时常可以在铺子里看到。
林森爱好古玩成癖。他的收入，除正薪外，单办公费，每月有二千四百元。发薪日子，他照例由文官长魏怀、秘书王宜汉（俱是福建同乡）陪同，坐轿车到夫子庙古玩市场选购文物。古玩店老板都把他当作财神爷，搬出高价古物，竞相迎合。林森只要看中意了，能把大笔办公费花得精光。他曾在迪华斋以三百元买一把香妃竹扇。
日伪时期，伪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陈群、实业部长梅思平、内政部次长袁愈诠都是他的客人。他们由古玩买卖相熟，关系甚至发展到凭借这层关系为亲友谋得一官半职。尤其是袁愈诠，与陈新民的交往甚至延续到解放之后。当时伪内政部就设在贡院街，常有些伪中级官员至店中观玩古玩。时为内政部次长袁愈诠对此道也颇有兴趣，渐渐成了集粹斋的座上客。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经历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与政府官员的喜爱是分不开的。
而文人士绅历来附庸风雅。这其中较为著名的人士有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的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黄侃、吴梅、汪东等名教授。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往往利用自己的知识与其他人群的优势资金结合，共同购买古玩。
另有一些如罗振玉、王国维、吴湖帆、张伯驹、谭敬、章珩等，构成了新的收藏家群体。这些名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受清末金石考据传统的影响，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与精湛的品鉴能力，在进入民国以后在新环境的熏陶下，在收藏意识、收藏主题、收藏方式、收藏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消费主体——日本人。据《南京市交通运输业、服务性公业及中间性公業历史情况调查》记录，“敌伪时，由于日本鬼子很爱我国古玩，古玩玉器店增至四十余家”，并延续至解放前夕。南京古玩业的繁荣发展与日伪特定时期是分不开的，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古玩的热爱，除去直接掠夺，客观上也带动了许多投其所好的购买行为。此外，南京古玩从业人员近一半为回民，回民对于珠宝古玩的鉴定本领在同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得到认同的。
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南京购古玩。沈润生是南京另一家信誉极好的古玩店。曾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在店中见到南京画家何云洲的《菊花图》，大为赞赏，愿以每朵百元的价格收购。沈润生（店主名即店名）立刻携店中所有又于何家搜罗到七八幅，全都售予此法国艺术家，获利匪浅。
辛亥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促使南京城市古玩市场与海外艺术市场的有机联系较前更趋紧密。海内外公私古玩经营机构、个人或相关收藏群体往来中国之频率遽然加剧，总体人数亦不断增多，造成“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其虽然造成中国艺术物品在短时间内的大量流失，却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艺术品的输出节奏以及中国艺术市场必然融入国际艺术市场的历史进程。如民国六年（1917）3月20日王国维致南陵徐乃昌（积余）信称：“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撝（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观。富冈君于古镜甚有研究，所收藏亦不少，拟尽览尊藏古镜，其余金石古籍亦所笃嗜，亦请检示便于检寻若干件。”
民国时期的南京古玩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值得当今市场借鉴和启示。
经营场所和群体
要论艺术市场，首先应对市场古玩经营场所和从业者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市场状况。
南京古玩市场经营场所主要还是以店铺经营为主，辅以地摊式经营、寄存经营等。并且南京这样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城市，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传世文物都很丰厚，这为南京古玩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古玩市场的货品提供了来源。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业无论从人员数量还是店铺规模来看都属于中小行业。然行业虽小，人员分类却相较其他行业更为丰富。除通常意义上的卖家，还有同时兼有买家与卖家双重身份的掮客，这同样决定于古玩行业独特的性质。
民国前期古玩店铺有以城南夫子庙为中心集结地，规模较大的古玩商号有奇玩阁、迪华斋、沈润生、松宝斋、集粹斋、乐古斋、罗祥记，以及西园书画社等。南京古玩店铺一般都规模较小，其基本结构大致为一个掌柜与一两个伙计，部分大的店铺再加上一两个学徒。南京的古玩业不比北京和上海，店铺规模自然不会很大。
南京的古玩市场经营的店铺，从总体上来看，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后成立了“国民政府”，一时冠盖云集，市场一度振兴。及至1936年，南京已有商店1.3万多家，归属96个行业，店员达8万多人，资金约1240万多元，年对外贸易总额4000多万元，其中进口货物占2200多万元，是当时全国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城市。其中古玩艺术品店不下百家。
1934年南京古玩市场正是处于高速发展期。三年之后由于日军的占领，南京古玩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又奇迹般地复苏，进而更加蓬勃发展。这一切与此时南京建设带动下的古玩业良好的发展契机分不开。从会员名录中我们发现当时南京共有古玩店铺19家，其中前清开办2家，其余17家皆为民国后开业。
1937至1945年抗战时期，古玩市场开始从夫子庙零散扩张至新兴发展起来的新街口一带，这是基于城市中心带的偏移而转移的。
古玩店铺中其经营人群除了汉人外。其中回民作为古玩行业从业人员不可忽视，如马应山、陈新民、李寿桐等成为这一时期经营古玩业的回民代表。不仅此时回民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较高，而且行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在早先统一称谓的珠玉业中，经营珍珠、玉器、古玩、字画等的店铺也已各有自己的专业分工和经营范围。例如早先瞻园路的“鉴古斋”“经古舍”既卖古旧书籍又经营古玩玉器、金石字画、文房四宝，现在专营古玩，玉器也已很少再于店中经营。
除此之外，古玩市场中的地摊经营也不可或缺。民国时期，汉中路到朝天宫一带，一度成为南京最大的古玩交易集散处，后来古玩交易仍集中于莫愁路、朝天宫西街、堂子街。民国时期南京的古玩市场，数朝天宫人气最旺，老百姓曾经管它叫“黑市”或“鬼市”。泛黄的旧书资料、零落的名家字画、古陶名瓷、铜镜钱币等，曾一度让朝天宫最重要的古玩交易场所。
朝天宫的黑市有个传说。传说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微服出访时曾路过一道观（就是后来的朝天宫），吃了一碗供香客食用的素面，并对其大加赞赏。回宫后也要求御膳房制作，谁知御厨怎么都做不出来。马皇后派小太监去道观查看时，竟然发现素面原来是由肉汤熬制。道士杀生不说，还让不知情的香客稀里糊涂开了荤。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下令杀死道观里的一众道士。
市场交易形式
南京古玩市场最主要的交易形式还是店铺销售，这种形式最为固定。基本上是“等主候客”。许多拥有铺面的古玩商都是由地摊起步，积累至一定规模时才盘铺经营。此时古玩质量往往比地摊要高，加上铺面租金等费用，古玩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另外就是地摊式经营，比如当时南京的朝天宫黑市等。这种交易形式价格比较自由，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大。
还有的是拿着别人的货物去兜售的方式。从事此类方式的人也叫掮客，他们事先与货物所有者约定好价格，然后找下家出手古玩，赚取中间差价。不管有无铺面，古玩商都可以“掮做”。“掮做”与“搬砖头”都是利用他人的古玩做生意，但“搬砖头”是有了买家后的行为，而“掮做”往往是拿着货兜揽买家，掮不掉可以退还。没有资金开铺做买卖的古玩商常常用这两种方式集聚资本。
同时，也可以通过中介交易，中介人一般是找好买家后的行为，他们依仗自己信息灵通，渠道广泛，可以不花本钱、无投资而从交易中抽取一部分佣金。尤其是那些中间人从画家那里直接获取书画。
此外一些画家还通过店铺寄卖的方式进行交易。而店铺中的书画来源，大多是从画家那里直接获得，因此，画家成为了“艺术生产者”，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方式。
对于书画家而言，尤其是职业书画家来说，市场所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工作量的突然膨胀，而这一点，早在清代末期市场化稍有进展时就已有所表現了，如任伯年作画，因常有画商催促，故“求其快速，有类似于今之所谓流水作业……且其画法，是日画桃花燕子，则均画桃花燕子，明日或均画白头翁”，画室之中“画稿山积”，而蒲华则是“为了争夺‘地盘’，蒲仍不改旧风，有求则应，低酬也认，画出的数量也特别多。”到了民国前期，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吴昌硕按每天画三幅的速度，还需要画三个月才能将去年的画债还清，“缶为画件所累，每日做三件，大约做到三月杪方可将去年所（欠）了却。书画本乐事，而竟入苦境，衰年之人如何当之，当乞石友先生教我”，这种劳动强度对于已处古稀之年的画家来说，无疑是几近残酷了。
李瑞清的境遇则更为可悲，他把人生最后的气力都花在了应付订单上。他在夜半临死之前还于晚饭后“手书八联”用于还画债，“李梅庵易箦于夜半，晚饭后，犹手书八联。”还有南京的傅抱石也有相同的境遇。
消费群体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业并不如北京、上海繁荣，但也是国内古玩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相对于北京历史悠久，文物众多；上海开埠较早，华洋杂糅，该时期，尤其是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古玩业凭借政治中心的地域优势，吸引了众多当时位高权重的政要、士绅、富贾的注意。
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日伪时期，南京形成可观的日伪官僚买方市场。同样的，南京因上述特殊收藏主体的存在，对于上海古玩市场来说有高价位收藏市场的吸引。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的繁荣期，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南京作为国都地位所致，除了一般藏家，南京市场上还充斥大批民国政府官员、富豪商贾、金融财阀以及大批靠变卖古玩瑰宝度日的前清遗老，还有喜爱我国古物的外国使节等，因而古玩业较为兴隆。
随着时代的更迭、变易以及社会机体的蜕变、更新，有清一代诸多收藏大家以及曾经掌握权柄、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官僚阶层与世家大族大部分开始失去权力、利益的环境保障，趋于中落。为生计以及其他目的的需要，其所储备的大量艺术文物精品亦不同程度地被迫进入各级、各层、各批次古玩市场。如“甘肃马彤卿席，其家六百年所蓄珍玩，辛亥革命十九散佚，不二十年孑遗都罄。”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的遽然出现，造成各都会城市古玩市场货源迅速增多，从而为下一阶段古玩市场的蓄势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另外一部分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军政界枭雄以及富商大贾凭借权力与实力，旋即成为新的收藏群体与左右艺术市场的重要中坚。这一阶层为了附庸风雅，积累财富，炫耀地位，往往不惜巨资投资艺术品类，或利用手中权力实施强制性搜罗。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就是夫子庙古玩铺的常客。知名学者胡小石、大律师王农以及汪伪时期内政部次长袁愈诠等都是当时南京古玩铺常客。而于右任等民国书画大家的作品也时常可以在铺子里看到。
林森爱好古玩成癖。他的收入，除正薪外，单办公费，每月有二千四百元。发薪日子，他照例由文官长魏怀、秘书王宜汉（俱是福建同乡）陪同，坐轿车到夫子庙古玩市场选购文物。古玩店老板都把他当作财神爷，搬出高价古物，竞相迎合。林森只要看中意了，能把大笔办公费花得精光。他曾在迪华斋以三百元买一把香妃竹扇。
日伪时期，伪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陈群、实业部长梅思平、内政部次长袁愈诠都是他的客人。他们由古玩买卖相熟，关系甚至发展到凭借这层关系为亲友谋得一官半职。尤其是袁愈诠，与陈新民的交往甚至延续到解放之后。当时伪内政部就设在贡院街，常有些伪中级官员至店中观玩古玩。时为内政部次长袁愈诠对此道也颇有兴趣，渐渐成了集粹斋的座上客。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经历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与政府官员的喜爱是分不开的。
而文人士绅历来附庸风雅。这其中较为著名的人士有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的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黄侃、吴梅、汪东等名教授。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往往利用自己的知识与其他人群的优势资金结合，共同购买古玩。
另有一些如罗振玉、王国维、吴湖帆、张伯驹、谭敬、章珩等，构成了新的收藏家群体。这些名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受清末金石考据传统的影响，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与精湛的品鉴能力，在进入民国以后在新环境的熏陶下，在收藏意识、收藏主题、收藏方式、收藏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消费主体——日本人。据《南京市交通运输业、服务性公业及中间性公業历史情况调查》记录，“敌伪时，由于日本鬼子很爱我国古玩，古玩玉器店增至四十余家”，并延续至解放前夕。南京古玩业的繁荣发展与日伪特定时期是分不开的，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古玩的热爱，除去直接掠夺，客观上也带动了许多投其所好的购买行为。此外，南京古玩从业人员近一半为回民，回民对于珠宝古玩的鉴定本领在同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得到认同的。
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南京购古玩。沈润生是南京另一家信誉极好的古玩店。曾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在店中见到南京画家何云洲的《菊花图》，大为赞赏，愿以每朵百元的价格收购。沈润生（店主名即店名）立刻携店中所有又于何家搜罗到七八幅，全都售予此法国艺术家，获利匪浅。
辛亥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促使南京城市古玩市场与海外艺术市场的有机联系较前更趋紧密。海内外公私古玩经营机构、个人或相关收藏群体往来中国之频率遽然加剧，总体人数亦不断增多，造成“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其虽然造成中国艺术物品在短时间内的大量流失，却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艺术品的输出节奏以及中国艺术市场必然融入国际艺术市场的历史进程。如民国六年（1917）3月20日王国维致南陵徐乃昌（积余）信称：“顷有日本友人富冈君撝（名谦藏，日本京都大学讲师）游历来沪，夙闻收藏之富，拟诣前观。富冈君于古镜甚有研究，所收藏亦不少，拟尽览尊藏古镜，其余金石古籍亦所笃嗜，亦请检示便于检寻若干件。”
民国时期的南京古玩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值得当今市场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