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终其一生写了多少封书信是无法统计的，存世的很多，散佚的、焚毁的也不少。2013年1月，先后有《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下称《通信集》）和《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称《手札》）面世，这无疑是读者的福音。两本书都印制精美，可读可藏，更有意义的是，对于无缘亲见知堂手札真迹的人来说，得以一窥他的笺纸、书法、印章之美。知堂对笺纸、稿纸、信封等类纸张要求很高，很有讲究，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品位。从知堂的自制笺纸入手，引申出知堂尺牍、日记、文章、交游、收藏等方面，是很有意思的。
　　知堂自制信笺中，较常用的是署“苦雨斋”、“苦茶庵”、“煆药庐”、“知堂自用”等款识的素笺。就拿“苦雨斋”自制笺来说，它是由北平琉璃厂淳菁阁加工订制的。周作人1932年1月18日致俞平伯书翰全文如下：“近日刻了一块木板，‘制’了这么一种六行书，寄呈尊览。一二日内匣子做好，便可奉赠一叠，惜此系淳菁经手，工料均不甚佳耳。匆匆。”同日，他也给废名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也许在他看来这是件大事，值得特意给两个得意弟子分别修书告知。
　　在知堂自制笺中，特别值得细说的有“汝南髡钳”笺、“永明笺”、“龟鹤齐寿”笺、“武藏无山”笺等。
　　关于“汝南髡钳”笺的制版时间，有信为证，周作人1932年2月27日致当时弟子沈启无信道：“今日大风，上午不出门，又不想用功，因计划制信纸信封，其一可以奉告。从罗振玉所刻《恒农冢墓遗文》中影描四字，文曰‘汝南髡钳’，左侧拟刻字一行云某年某月会稽周氏摹熹平元年砖文。其释词如下：汝南者，周也。髡者，髡已久矣。钳者，虽不见钳，然人孰不有钳乎？文有之，其自以为无钳者，其为钳弥大。呜呼，岂不信欤。此原系千七百六十年前河南某地牢城中物，今借用其字，亦颇凑巧。”这篇尺牍妙文，言简意赅，大有深意。周姓是古姓氏，据传周氏源出姬姓，其中以周文王姬昌派下的“汝南周氏”为大宗，所以才有周作人的“汝南者，周也”一语。“髡钳”，剃发曰髡；用铁圈束颈服刑曰“钳”。周作人由此联想到，做人为文都是修行、服刑，是不自由的，自以为不受钳制的人，受钳制更大，也更可悲。此笺取材于清朝末年出土的东汉时期的刑徒（墓）砖。当时犯人亡后，墓砖随尸体放入墓穴，上刻有刑徒的姓名、刑名、亡期等内容。砖铭刑名共四种，髡钳是最严酷的刑罚。刑徒砖铭为隶书镌刻，一般认为是当时民间刻工率意刻画而成，故多具质朴、刚劲、古朴之韵味。刑徒砖具有较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罗振玉在《恒农冢墓遗文》中称“百余砖者不异百余小汉碑也”，表达珍重之意。周作人制作此笺，一方面固然因欣然于此砖的古意，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经过一番文字别解，有意浇心中之块垒，抒发做人为文之际遇感叹，实乃有意为之，并非“亦颇凑巧”。这种“髡钳”意识在他以后的人生遭际中感受更深吧。
　　周作人1929年12月17日、1932年9月25日和1932年10月26日致许寿裳的三通手札，使用的就是这种自制的髡钳笺，右边竖行“会稽周氏摹汉熹平砖文”。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有两件也使用这种笺纸，但是没看到竖行文字。另外，周作人还刻有“汝南髡钳”印章，可见他对这一铭文喜爱有加。
　　周作人有一种信笺是中央一条手绘大鲤鱼栩栩如生，右侧三个古拙大字“大吉羊”，左侧朱文印章，似乎是制作锌版时钤上的，与《周作人印谱》中周氏手书批注“缩模汉砖字锌板印”的一枚印章同。据此判断，这也是知堂自制笺，但是，谁根据砖鱼纹手绘的？三个大字又是谁手书？知堂吗？在此存疑。“羊”通“祥”，“大吉羊”即大吉祥；“鱼”音同“余”，吉庆有余。鱼、羊并列，喜庆寓意更加鲜明，这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表征。
　　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所用笺纸还有一种，朱线八格，右竖行“晋永宁元年向氏瓦端格文曰万年不败”；左竖行文字：“向尚治作戊午春日六通馆主仿造邮筒”。这种笺纸取自西晋永宁元年向氏墓砖。知堂还有一块西晋元康九年砖，后来赠送给了日本作家朋友武者小路笃实。
　　关于永明笺的制作，周作人1930年11月21日致俞平伯书札全文如下：“平伯兄：印了这么一种信纸，奉送一匣，乞察收。此像在会稽妙相寺，为南朝少见的石像之一，又曾手拓其铭，故制此以存纪念，亦并略有乡曲之见焉，可一笑。匆匆。十一月二十一日，作人。”这指的就是周作人在北平淳菁阁所印的永明笺，八十枚一匣。因为笺纸上的佛像是妙相寺造像，像背后有铭文“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十八字，故称“永明笺”。想象周作人“手拓其铭”的情形，其严谨的神态很像个文物工作者吧。这尊石佛像在金石书和地方志中多有著录。几十天以后，周氏的永明笺就“再版”了，他在1931年2月5日的致俞平伯信中写道：“永明笺再板本已出来，此种白纸似太松，又一种黄者虽看相不甚好而尚适于写字，附呈样本一枚，不知何者为佳，请示之，当奉送也。”从他和他的弟子们往来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师徒之间经常相互赠送笺纸。所谓秀才人情，礼轻情重，彩笺共欣赏，分享那份美的喜悦。
　　“龟鹤齐寿”笺制版取自一枚古钱，上部中间位置古钱图案内，上下左右四个大字“龟鹤齐寿”，下部中间位置分四竖行手书：“民国二十年五月苦雨斋制”。关于这枚古钱来历，周作人在乙卯八月日记里说：“十七日，下午往大街，于大路口地摊上得吉语大泉一枚，价三角，文曰‘龟鹤齐寿’。罗泌谓字壮劲如大观泉，信然。”就是说，这枚古钱是他1915年在家乡绍兴所得。“其钱直径市尺一寸八分，字作六朝楷体，甚有雅趣，尝手拓制锌板，印成信封，但因龟字适居中央，如写信时适当姓名之首，虑或犯忌讳，故终未使用。”这里知堂老人记忆有误，他1937年12月7日致松枝茂夫书札用的就是这种信封。“周氏兄弟名字里都有一个寿字，鲁迅是樟寿，周作人是櫆寿，龟鹤齐寿，古人也说‘龟鹤遐寿’。周作人的名字来自《诗经》中的‘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周遐寿正是知堂解放后著书署用的名字。对于他们，这也是一种缘分吧”（张宗子：《周氏兄弟和‘龟鹤齐寿’钱》，《万象》2011年11月）。周作人的金石雅好毫无疑问受到鲁迅的影响，他在绍兴时因为帮其兄收集金石拓本，自己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这枚宋代古钱自然包括在内。 　　在知堂自制笺纸中，有一种姑且称之为“武藏无山笺”。《手札》中有多幅此笺，其图版是明版书《日本考》第三卷第四十页，右侧竖行文字：“明李言恭日本考卷所录歌谣之三十七知堂记”，正文是名曰《武藏无山》的日本歌谣，真草隔行刻书，端庄典雅的真书与翩若游龙的草书在笺纸上相映成趣，知堂信笔挥毫出自成一体的娟秀、古拙兼备的书法，使此等尺牍尽显汉字书法之美。知堂为什么选这页书做笺纸？这从他作于1940年代的笔记《武藏无山》一文也许能够找到答案。《日本考》共五卷，是明代关于日本的著作，由李言恭、郝杰同撰，成书于万历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一部，但只存一至三卷，想必知堂借阅过，第三卷中有日本歌谣三十九首。知堂据此判断“中国介绍日本诗歌恐当以此为最早”。武藏是地名，这首歌谣的意思是：“武藏野无有月亮可入的山，出从草里出，入便向草里入。”《日本考》一书虽自有其历史价值，但颇多讹误，因此，知堂在文尾评述到：“记述异地风俗者不可不注意，大抵须有科学之真，文学之美，始能有济，必不得已而去，文章或可不讲，惟趣味仍不可少，盖如此则记录乃有品格，说到底亦还是属于美的领分者也。”这是知堂关于民俗学的重要观点。从这张笺纸亦可一窥知堂的学术趣味：日本学、民俗、歌谣。周作人用这种自制的蕴含丰富的中日文化交往历史信息的笺纸给日本学者、翻译家松枝茂夫写信，无论是写信人还是收信人，恐怕都特有感兴和会心吧。
　　知堂自制笺一般取材于古砖、古钱、古书，并且往往是自己的藏品，散发出浓郁的古意、古趣、古韵、古雅。他在《骨董小记》一文中概括出骨董的三个特点：古、稀、贵。他的古玩在“古”与“稀”上庶几近之，但谈不上“贵”。他的“老去无端玩古董”，在意的是那份情调和意境，其实，他的嗜古好古早年就开始了，他十三岁时就有一枚“酣古”印章。
　　现代作家所用笺纸，从小处说，属于现代文学中的“物质文化”研究范畴。从大处说，是中国传统的精致的文人文化的最后一幕出演和谢幕。文人墨客自印带款笺纸，大概自明代就有了，他们往往自行设计信笺款式，从古砖瓦文、古彝器等拓本制版，或亲自绘画、题诗，然后落款、钤印，委托南纸店印制。此种精心制作的专用笺纸，有单色，有套色，有的还是饾版拱花，它们有着“彩笺”、“花笺”、“锦笺”、“诗笺”等美名，属文房四宝中“纸”的范畴。一张小小的笺纸，集绘画、书法、篆刻、印刷工艺之美于一体，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代表了中国悠久的文化气韵。
　　中国现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一代文化巨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在历史大舞台上鼓吹新文化，改造国民性、启蒙民智，但在私人生活的闲暇，也会诗词酬唱，葆有金石雅好和翰墨情趣。鲁迅、周作人终生用毛笔，在书写工具和语言文字等方面，包括传统文化情趣方面，是做不到和传统一刀两断的，其间蕴含着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公与私等命题的复杂的历史纠葛。甚至整个民国这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内，还包括郑振铎、俞平伯等等一大批文化人，他们身上都存在着传统文化的积习雅好，只是周作人似乎最有代表性，他耽玩笺封，沉溺最深，坚持最久，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作为靠译述谋生的文字个体户，还没有善罢甘休，轻易放弃自制笺封。革命现代性以雷霆万钧之势革故鼎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小而轻的彩笺自不例外，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了，我们已经忘记它作为尺素载体所应有的分量了。
　　然而，斗转星移，现如今它却以另一种特殊身份即“古董”偶尔重现于世，并且受到藏家追捧。藏书家谢其章的《书蠹艳异录》中有一幅插图就是周作人“汝南髡钳”笺。由说明文字得知，这是中国书店2008年春季古旧书拍卖会拍品，这一页短笺竟以二万四千二百元成交，令人感慨时移世易的变迁之大。“古”吗？才存世几十年，对于华夏文明古国而言，对于见惯了老古董的中国人而言，这简直就是新嘛，但是，称它“稀”而“贵”倒是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