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莱尔提交了一份供希特勒和纳粹党高层传阅的“医学计划”——《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
　　乍一看，这份计划还挺有些现代精神，高举“安乐死”大旗，比荷兰这些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不知道领先到哪里去了。但此安乐非彼安乐，被安乐死的都是那些“无可救药的智障者，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因瘫痪最终导致智力问题的”。
　　二战前的德国，“优生学”“遗传学”这些所谓的现代科学理论正大行于世，又诡异地和希特勒的“生存竞争理论”产生了极端的化学反应。因此，1935年到1945年间，在德国政府的主导下，有近20万德国人死于这场以安乐死为名义的国家谋杀。
　　然而这场谋杀始终被小心翼翼地掩盖着，其原因自然不是谁想帮纳粹保留一些早已没有的名誉，而是在二战期间，德国民众实际上也参与了这场谋杀。事实上，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场谋杀，而是认为这些死去的无辜者是德国社会的“累赘”。
　　一位本对人性饱含希望的德国医生在二战前曾面向智障儿童的父母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而结果几乎让这位医生陷入崩溃。有73%的父母同意医院无条件的“缩短”自己没有治愈希望的孩子的生命。事实上，只有10%的父母对此明确表示反对。
　　如果患儿的父母都对“安乐死”加以支持的话，那么没有亲情联系的一般公众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更残酷的推论是，如果这些智障不是儿童而是成年人，那么公众的态度又会如何呢？
　　莫莱尔对此显然成竹在胸。他在呈给希特勒的草案中大胆定论：就算是少数反对者中，也应该有大部分人“并不反对杀死病患的行为本身，他们只是不想让自己的良知承认任何负担”。莫莱尔急民所急非常贴心的建议，很多父母心底里是赞成给自己的孩子安乐死的，但又不愿意做这个决断，所以国家必须响应民意而出面，勇于担起这个责任。
　　希特勒和纳粹高层显然把此类“民意”非常当回事，在二战正式爆发前就全面启动了这项计划，德国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卫生机构和救济所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接受了这项国家任务，给20万残障人士执行了他们版本的安乐死。结果完全在纳粹意料之中，绝大多数父母和亲属都是相当平静地接受了国家帮他们做的决定。
　　《累赘》一书中记录了几个特立独行的父母，有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的儿子被送往毒气室后，愤怒中竟然给希特勒发了封电报，几小时后她竟然收到了总理府的回复：元首会关注此事。而后，她的儿子没事了。
　　在纳粹眼中，他们本来就是应民意的要求做这些事的，如果个别群众反对，那就略过，换下一个。
　　更深刻的原因可能在于，纳粹进行的这场国家谋杀本来就没有什么“意识形态驱动”，“净化雅利安人的血统”更像是随口编造的借口，而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等所谓劣等民族的屠杀则不一样，早就植根于希特勒与纳粹的各种理论与意识形态中，不会有任何类似以上的“刀下留人”。
　　那么，既不是为了意识形态，更不是为了“响应民意”，纳粹为何要进行这场大规模的国家谋杀呢？
　　答案非常市侩与廉价：为了省钱，为了省钱打希特勒的世界大战。在希特勒看来，毁灭这些所谓的无用的吃白食者便有可能为军队省出更多的军费、药品、医生、护士、病床以及其他设备。
　　说到底，所有的德国人，在希特勒眼中都是具有经济或炮灰价值的“工具”。正是在这一逻辑下，“安乐死”的范围在二战末期迎来了更大规模的扩容：先是将重度精神疾病患者送往毒气室，然后开始给肺结核患者执行“安乐死”，再然后是那些有轻微精神异常的老年人和难以教化的青少年，最后，连年老体弱的老人也成为安乐死的对象。甚至，连那些曾经为第三帝国卖过命，在戰争中遭受了精神创伤的伤兵也进入了安乐死名单。
　　一旦开始，安乐死的谋杀对象就开始增加。战争状况愈不利，纳粹越缺乏战争资源，就有经济动力去给更多的“无用之人”实行安乐死。
　　在第三帝国的最后时刻，希特勒差点给德国和全体德国执行了“安乐死”。他的名言是：“如果战争失败，德意志民族也将灭亡。没有必要为这个民族维持最原始的生存基础，恰恰相反，最好我们亲自动手把这些基础毁灭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最软弱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