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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合法性是指公众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包括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政绩认同。任何一个政权的存在和正常运行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是合法性资源。斯大林时期的苏共也不例外。在斯大林时期，苏共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俄国的传统资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资源、社会主义制度资源以及领袖魅力资源。
一、俄国的传统——长期的集权统治
从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俄国在革命前是一个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的国家。在经济上，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十月革命前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也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可以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的体制中运行。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沙皇一人手中，沙皇实行的是长期的专制制度。因此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与历史传统因素有关。
斯大林从俄国历史传统所继承的最主要的就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需要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并依靠它把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人手中，成为其推行各种政策的经济基础。俄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落后，也决定了人们对于接受真正的民主理想准备不足，在群众的意识中，“好沙皇”、永远正确的无所不知的领导人等老观念根深蒂固。这些老观念在斯大林时期被广泛加以利用，成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心理基础。
二、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撑。对于意识形态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说明意识形态关系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甚至是生死存亡。意识形态作为一套认知、信仰价值体系，它是政党用来吸引民众及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支持与服从的强大工具。因为它具有辩护、约束、激励、节约等功能。因此，进行政治统治的任何一个政党，必须加强其意识形态的教育，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
苏共是借助于意识形态夺取政权的，那么，其革命成果也需要借助意识形态才能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与其他政治制度下的政权相比，苏共对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更为强烈，表现为苏共的每一个政治活动都有意识形态的烙印。那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缘何成为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呢？
第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吸引力。苏共之所以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得到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美好未来。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民众以极其朴素的情感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认同和接受了那有着平等的美好未来图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第二，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苏共带领苏联人民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夺取政权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斯大林时期，苏共就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带领苏联人民取得了伟大成绩：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等等。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引发了苏联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普遍认同，增强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苏联人民接受和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罗伯特·古丁曾经说过：“制度不仅是‘游戏规则’，它们也影响到一个社会应建立什么样的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公正、集体认同、财产、信任、团结。”可见，政治制度的背后有价值在支撑，也可以说，政治制度与价值是一体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斯大林时期苏共执政的重要合法性资源之一。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实现人民民主。它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强调了其制度的民主性、平等性以及真实性，这就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内在要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资产阶级民主制实现的基础虽然是政治解放，但这种解放仍然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之上的，这就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就使得资本主义民主变成了一种虚假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就如列宁所说：“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劳动者、工人和小农，世界上从来没有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大多数人民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恩格斯说过：“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制度创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更替。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是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重大制度创新。另一种是同一制度内的不同的制度实践形式的变革。斯大林对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属于后者。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三个标准，即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剥削阶级。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乃是针对新经济政策的一次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有力地促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巩固了其合法性基础。
四、领袖魅力
所谓魅力型权威，是指个人凭借超人的才能、杰出的品格、英雄主义及其创立的典范、信仰而拥有的权威。在苏共的各界领导人中，斯大林是有着这样超凡的领袖魅力的。其领袖魅力之所以能够成为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有两点原因：
第一，领袖因为其个人能力而使治理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认为，能成为领袖的人，大都是革命时代的产物，都有着超凡的个人魅力。他们居于权力的中心，具有高超的智慧、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支配一切的力量，而被支配者是一帮狂热的信徒和忠心的追随者，受到‘克里斯玛’的暗示，会无意识地产生一种迷狂，准备随时为他献身。在此情况下建立的统治秩序，最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而魅力型资源也就成为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斯大林恰恰具备这样的一种超凡魅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个人崇拜”，甚至到了神化的境地。
第二，社会革命的力量推动了魅力型资源的形成。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新制度的建立、新秩序的维护都有赖于领袖的开创行动，领袖也就成了社会航向的指明灯，也就成为苏联民众的精神寄托，成为时代所必不可少的权威力量。他们的行动也具有了象征意义，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快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其执政提供合法性支持。斯大林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魄力赢得苏联民众的信任，苏联各族人民认定斯大林是他们英勇气概、爱国热情和必胜信念的化身。“为斯大林而战”似乎就等同于“为祖国而战”。
虽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可以说是比较稳固的，无可动摇的，这与斯大林的统治手段等有关，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弱化了苏联后期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作用，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定斯大林的历史成就。《斯大林时代》一书中这样说道：“他从1928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的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参考文献：
[1]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 汪闻生.马克斯·韦伯权威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J].上海人大月刊，2010，（7）.
[3] 周尚文，郝宇青.合法性与苏联政治的嬗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4）.
责任编辑：陈 诚
一、俄国的传统——长期的集权统治
从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俄国在革命前是一个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的国家。在经济上，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十月革命前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也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可以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的体制中运行。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沙皇一人手中，沙皇实行的是长期的专制制度。因此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与历史传统因素有关。
斯大林从俄国历史传统所继承的最主要的就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需要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并依靠它把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人手中，成为其推行各种政策的经济基础。俄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落后，也决定了人们对于接受真正的民主理想准备不足，在群众的意识中，“好沙皇”、永远正确的无所不知的领导人等老观念根深蒂固。这些老观念在斯大林时期被广泛加以利用，成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心理基础。
二、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撑。对于意识形态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说明意识形态关系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甚至是生死存亡。意识形态作为一套认知、信仰价值体系，它是政党用来吸引民众及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支持与服从的强大工具。因为它具有辩护、约束、激励、节约等功能。因此，进行政治统治的任何一个政党，必须加强其意识形态的教育，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
苏共是借助于意识形态夺取政权的，那么，其革命成果也需要借助意识形态才能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与其他政治制度下的政权相比，苏共对意识形态的依赖程度更为强烈，表现为苏共的每一个政治活动都有意识形态的烙印。那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缘何成为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呢？
第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吸引力。苏共之所以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得到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美好未来。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民众以极其朴素的情感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认同和接受了那有着平等的美好未来图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第二，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苏共带领苏联人民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夺取政权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斯大林时期，苏共就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带领苏联人民取得了伟大成绩：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等等。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引发了苏联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普遍认同，增强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苏联人民接受和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罗伯特·古丁曾经说过：“制度不仅是‘游戏规则’，它们也影响到一个社会应建立什么样的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公正、集体认同、财产、信任、团结。”可见，政治制度的背后有价值在支撑，也可以说，政治制度与价值是一体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是斯大林时期苏共执政的重要合法性资源之一。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实现人民民主。它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强调了其制度的民主性、平等性以及真实性，这就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内在要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资产阶级民主制实现的基础虽然是政治解放，但这种解放仍然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之上的，这就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就使得资本主义民主变成了一种虚假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就如列宁所说：“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第一次把民主给了群众、劳动者、工人和小农，世界上从来没有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的大多数人民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恩格斯说过：“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制度创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更替。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是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重大制度创新。另一种是同一制度内的不同的制度实践形式的变革。斯大林对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属于后者。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三个标准，即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剥削阶级。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乃是针对新经济政策的一次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有力地促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巩固了其合法性基础。
四、领袖魅力
所谓魅力型权威，是指个人凭借超人的才能、杰出的品格、英雄主义及其创立的典范、信仰而拥有的权威。在苏共的各界领导人中，斯大林是有着这样超凡的领袖魅力的。其领袖魅力之所以能够成为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有两点原因：
第一，领袖因为其个人能力而使治理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认为，能成为领袖的人，大都是革命时代的产物，都有着超凡的个人魅力。他们居于权力的中心，具有高超的智慧、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支配一切的力量，而被支配者是一帮狂热的信徒和忠心的追随者，受到‘克里斯玛’的暗示，会无意识地产生一种迷狂，准备随时为他献身。在此情况下建立的统治秩序，最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而魅力型资源也就成为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斯大林恰恰具备这样的一种超凡魅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个人崇拜”，甚至到了神化的境地。
第二，社会革命的力量推动了魅力型资源的形成。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新制度的建立、新秩序的维护都有赖于领袖的开创行动，领袖也就成了社会航向的指明灯，也就成为苏联民众的精神寄托，成为时代所必不可少的权威力量。他们的行动也具有了象征意义，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快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其执政提供合法性支持。斯大林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魄力赢得苏联民众的信任，苏联各族人民认定斯大林是他们英勇气概、爱国热情和必胜信念的化身。“为斯大林而战”似乎就等同于“为祖国而战”。
虽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可以说是比较稳固的，无可动摇的，这与斯大林的统治手段等有关，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弱化了苏联后期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作用，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定斯大林的历史成就。《斯大林时代》一书中这样说道：“他从1928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的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参考文献：
[1]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 汪闻生.马克斯·韦伯权威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J].上海人大月刊，2010，（7）.
[3] 周尚文，郝宇青.合法性与苏联政治的嬗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4）.
责任编辑：陈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