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8年春，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领导机关进驻山东益都县（现青州市）闵家庄。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积极准备发起淮海战役。然而，战略决战带来了新的问题，一直跟随部队的100多个孩子的安置问题被提上了华东局议事日程。面对这个问题，华东局、华东军区的领导十分重视，他们决定筹办一所保育院，以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
筹办华东保育院
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等领导人，与邓六金、黄海明、李静一谈话，希望她们筹办一所保育院，妥善安置这些孩子。邓六金很爱孩子，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为了革命丢掉孩子，这样的代价和痛苦，邓六金有着切身的体验。因此，邓六金当即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部队战士，有的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时把他们扔到树底下、草堆旁、小路边。”她说：“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
于是，邓六金和黄海明、李静一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承担了筹办保育院的光荣使命，并立即成立了由邓六金、李静一、黄海明等5人组成的筹办委员会。1948年4月，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保育院，简称华东保育院，隶属于华东局办公厅领导，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政治协理员兼副院长。在华东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她们开始了紧张的筹办工作。
筹办一开始即建立了以邓六金为书记的党支部，把保育院置于党的领导下。她们从各方面物色、调集了一批适合做保育、教育、总务等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些人成为华东保育院的创始人。保育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军区卫生部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调来学员20余人，二是从胶东区政府动员来的具有初中文化的妇救会骨干和积极分子10多人。此外，华东局还从直属机关调来一批男同志，做财务、保卫、后勤、采购和炊事等工作。接着，成立了院部，院部下设总务、保育、教育三个股，后改为科。
华东保育院设在离济南100多公里远的大官营，用的是没收的地主大院和公房，略加整修粉刷后便利用起来。院落很大，共有七八间房子，用作孩子们的寝室、活动室、课堂和炊事房等。邓六金等人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力所能及地置办了一些孩子们生活、学习、活动的用品和设施。除了饭碗、口杯、脸盆和洗脚用的木盆是购买的外，幼儿小床、桌椅、黑板、秋千、滑梯、跷跷板、沙坑等都是保育员们自己制作的。他们还亲手缝制布娃娃，并将做桌椅板凳锯下的大小木块做成积木。保育院工作人员全部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华东保育院从4月份开始筹备，到6月份开始接收孩子，邓六金等人克服种种困难，前后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把华东保育院办起来了。
保育院第一批接收的孩子共有62名，全部是华东局、华野部队工作人员的子女。根据年龄分成了三个班：3岁至4岁半的编为幼稚小班；4岁半至6岁的编为幼稚大班；6岁至10岁的编为小学班。各班人数后来陆续增加。1949年初，又增收了3岁以下孩子编为幼儿班。从1948年建院到1949年6月南迁，华东保育院在青州共接收1岁以上10岁以下的孩子137名。
在保育院里开展工作
对如何办好保育院，保证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邓六金等人深感责任重大。保育院开办后，邓六金和李静一确定的教育方针是：“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为参加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保育院采取保育员负责制，即一个保育员固定一两个或三四个孩子，白天照顾孩子活动，夜晚带最小的孩子睡觉。小学班的孩子文化程度不齐，分为一年级上下学期和二年级上下学期4种差别，在班内分组实行复式教学。后来，随着入院孩子的陆续增加，小学班又分成初级、高级两组，仍采用复式教学方法。
由于华东保育院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小学课本尚未出版（1948年底出版），幼儿教材只借得一本《游戏100种》。她们组织教育科的教师自力更生，集体讨论，分工执笔，编写、油印出了教材，有语文、算术、常识等课本。孩子们学习自编的教材，桌子不够用，就用膝盖当桌子，课本不够用，就手抄老师的板书。
邓六金等十分重视对孩子的德育培养，经常组织老师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教育孩子们从小爱憎分明，憎恨日本侵略者，热爱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劳动人民。保育院根据儿童活泼、好动，喜爱音乐、舞蹈的特点，以教育科副科长萧远为主，在教师牟晓明、王云飞等配合下，创作了儿童歌曲40余首。一名曾在华东保育院小学部读书的保育生在回忆录中写道：萧远老师唱歌，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每顿饭前，我们都要列队唱歌：“吃饭了，吃饭了！快把队伍排排好，排排好！看谁排得最整齐……吃完饭，想一想，吃的东西哪里来，哪里来？一点一滴辛苦来，辛苦来！千万别忘劳动者（当时我们的发音是‘哉’）！这首《吃饭歌》就是萧老师编的。”为此，她感到很庆幸，“在战争年代的农村能受到这么好的音乐教育。萧远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唱歌，而且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对劳动者尊敬的种子……正因为这些是通过音乐教给我们的，虽历经漫长岁月，记忆却久远而深刻”。
华东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比较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孩子们吃腻了，端着碗的小手不肯往嘴边送。邓六金琢磨着将白薯磨成细粉，烤成饼子，做成疙瘩，千方百计地哄孩子们吃。许多孩子营养不良，有些孩子体弱多病，于是，邓六金和李静一尽力想办法解决孩子们的营养问题。邓六金到处求援，从华东军区卫生部要来了5头奶牛、4只奶羊，解决了奶水喂养问题。一些单位给保育院送来了大米和白面。最终，在她们的共同努力和各单位的热忱援助下，孩子们的伙食迅速得到改善，每个星期能够吃上一次肉，牛奶、羊奶、豆腐逐渐成为孩子们的主要营养来源。
筹办华东保育院
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等领导人，与邓六金、黄海明、李静一谈话，希望她们筹办一所保育院，妥善安置这些孩子。邓六金很爱孩子，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为了革命丢掉孩子，这样的代价和痛苦，邓六金有着切身的体验。因此，邓六金当即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前线冲锋陷阵的部队战士，有的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时把他们扔到树底下、草堆旁、小路边。”她说：“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
于是，邓六金和黄海明、李静一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承担了筹办保育院的光荣使命，并立即成立了由邓六金、李静一、黄海明等5人组成的筹办委员会。1948年4月，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保育院，简称华东保育院，隶属于华东局办公厅领导，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政治协理员兼副院长。在华东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她们开始了紧张的筹办工作。
筹办一开始即建立了以邓六金为书记的党支部，把保育院置于党的领导下。她们从各方面物色、调集了一批适合做保育、教育、总务等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些人成为华东保育院的创始人。保育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军区卫生部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调来学员20余人，二是从胶东区政府动员来的具有初中文化的妇救会骨干和积极分子10多人。此外，华东局还从直属机关调来一批男同志，做财务、保卫、后勤、采购和炊事等工作。接着，成立了院部，院部下设总务、保育、教育三个股，后改为科。
华东保育院设在离济南100多公里远的大官营，用的是没收的地主大院和公房，略加整修粉刷后便利用起来。院落很大，共有七八间房子，用作孩子们的寝室、活动室、课堂和炊事房等。邓六金等人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力所能及地置办了一些孩子们生活、学习、活动的用品和设施。除了饭碗、口杯、脸盆和洗脚用的木盆是购买的外，幼儿小床、桌椅、黑板、秋千、滑梯、跷跷板、沙坑等都是保育员们自己制作的。他们还亲手缝制布娃娃，并将做桌椅板凳锯下的大小木块做成积木。保育院工作人员全部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华东保育院从4月份开始筹备，到6月份开始接收孩子，邓六金等人克服种种困难，前后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把华东保育院办起来了。
保育院第一批接收的孩子共有62名，全部是华东局、华野部队工作人员的子女。根据年龄分成了三个班：3岁至4岁半的编为幼稚小班；4岁半至6岁的编为幼稚大班；6岁至10岁的编为小学班。各班人数后来陆续增加。1949年初，又增收了3岁以下孩子编为幼儿班。从1948年建院到1949年6月南迁，华东保育院在青州共接收1岁以上10岁以下的孩子137名。
在保育院里开展工作
对如何办好保育院，保证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邓六金等人深感责任重大。保育院开办后，邓六金和李静一确定的教育方针是：“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为参加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保育院采取保育员负责制，即一个保育员固定一两个或三四个孩子，白天照顾孩子活动，夜晚带最小的孩子睡觉。小学班的孩子文化程度不齐，分为一年级上下学期和二年级上下学期4种差别，在班内分组实行复式教学。后来，随着入院孩子的陆续增加，小学班又分成初级、高级两组，仍采用复式教学方法。
由于华东保育院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小学课本尚未出版（1948年底出版），幼儿教材只借得一本《游戏100种》。她们组织教育科的教师自力更生，集体讨论，分工执笔，编写、油印出了教材，有语文、算术、常识等课本。孩子们学习自编的教材，桌子不够用，就用膝盖当桌子，课本不够用，就手抄老师的板书。
邓六金等十分重视对孩子的德育培养，经常组织老师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教育孩子们从小爱憎分明，憎恨日本侵略者，热爱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劳动人民。保育院根据儿童活泼、好动，喜爱音乐、舞蹈的特点，以教育科副科长萧远为主，在教师牟晓明、王云飞等配合下，创作了儿童歌曲40余首。一名曾在华东保育院小学部读书的保育生在回忆录中写道：萧远老师唱歌，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每顿饭前，我们都要列队唱歌：“吃饭了，吃饭了！快把队伍排排好，排排好！看谁排得最整齐……吃完饭，想一想，吃的东西哪里来，哪里来？一点一滴辛苦来，辛苦来！千万别忘劳动者（当时我们的发音是‘哉’）！这首《吃饭歌》就是萧老师编的。”为此，她感到很庆幸，“在战争年代的农村能受到这么好的音乐教育。萧远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唱歌，而且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对劳动者尊敬的种子……正因为这些是通过音乐教给我们的，虽历经漫长岁月，记忆却久远而深刻”。
华东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比较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孩子们吃腻了，端着碗的小手不肯往嘴边送。邓六金琢磨着将白薯磨成细粉，烤成饼子，做成疙瘩，千方百计地哄孩子们吃。许多孩子营养不良，有些孩子体弱多病，于是，邓六金和李静一尽力想办法解决孩子们的营养问题。邓六金到处求援，从华东军区卫生部要来了5头奶牛、4只奶羊，解决了奶水喂养问题。一些单位给保育院送来了大米和白面。最终，在她们的共同努力和各单位的热忱援助下，孩子们的伙食迅速得到改善，每个星期能够吃上一次肉，牛奶、羊奶、豆腐逐渐成为孩子们的主要营养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