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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是头等大事，定州电厂用水也要坚决保证，首都用水更是要保证。”多年来，水资源分配和水权问题在河北省集中爆发。重旱之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
疯狂的寻找
河北省唐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县，虽然这里距离繁华的北京城仅仅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绕着县城走一圈，经常可见断壁残垣上刷着红红的“打井捞泵，139********”的歪斜字样，高架的打井机器一座座轰轰隆隆地工作着。这个县城，正像华北地区无数的县城一样，遭遇着最严重的水危机。
“这里的石头太硬了，不好打。”在一个居民小区前，正守在机器旁的打井队的工人小李告诉我们，“一天只能打个三四米，现在已经打了70多米了还是没有水，估计得打个100多米。”
投资30多万买台打井机，再领个省里颁发的打井资质证，雇几个民工，就可以组建这样一支民间打井队。在唐县这样的民间打井队还有很多，他们活跃于城里乡下，哪里有活儿就在哪儿驻扎。最近几年，他们的活儿也越来越多了。就拿县城来说，十几年前打的浅水井已经不出水了，各个单位就只有雇打井队重新打出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深水井。这支打井队所驻扎的小区，从2008年入冬开始就没有自来水了。现在整个小区几十户人只能从别的地方买水吃，家家户户都是盆盆罐罐，凡是能接水的都拿来接水了，大盆小盆轮着用，一盆水洗脸洗手之后再留着擦桌子、冲厕所……现在这个小区居民最大的愿望就是门前这支打井队能够尽早打出水来。
2009年春，50年未遇的大旱使得华北大地一片荒凉，也使得众多媒体聚焦华北大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北大地的水危机也并非今年才有。目前，河北省已属典型的资源型缺水省份，《2007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河北人均水资源占用量只有156立方米，在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排28名，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国际学术界一致认为，一个地区使用的河川径流量达到30％时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当超过40％时就会破坏环境，造成生态恶化。但是近年来，河北省使用的河川径流量已经年年超过90％，实际上已经滴水全无!
地表水不够用了怎么办?打井开采地下水。井里不出水了怎么办?打深井。从70年代的20米、40米，到90年代的80米，到现在的100米、200米……邯郸某些地方甚至要打到400米才能打出水，山西某些煤产区更是要打到800米才能见水!对地下水疯狂的寻找使得华北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一片惨状。从1954年至今，90多万眼机井凿通了华北大地，从1984年以来，每年超采地下水50亿立方米，累计已超采地下水1000多亿立方米!
《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显示，截止到2001年，海河流域平原区已形成各类(深层、浅层、复合)漏斗近30个，漏斗区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平原區面积的47％。这是世界罕见的漏斗沉降区!由此造成地下水质污染、地面沉降、地裂缝。东部平原的咸水层下移、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翻开近几年的文献， “地裂”“疏干”“超级漏斗”“地沉降”等字眼随处可见，用“有河皆干”“华北底下空荡荡”来形容华北地区地表水枯竭、地下水超采严重的惨状再恰当不过了。
没有自来水的县城
在唐县县城里的一个居民小区，五年前自备井就没有水了，后来在周围打了很多井都是干窟窿，干脆放弃了打井。一辆装满4吨水的拉水车，上下午各来5趟，早中晚共供水三次，每次放水半小时。这样的一车水是从旁边的单位花6块钱买来的，每次放水家家户户就接满所有的盆罐。五年来，小区70多户人家就一直这样用着水，住在底层的还好，最惨的是住在4、5层的人家，水压低，供水时都是底层的住户接完后才能接到水。“每次放水就像打仗，全家都出动了。”一个居民说， “当然不方便，不过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再说水费是单位出的福利，我们不花钱。”
与缺水相应的，是公共部门的缺位。在唐县县城里，没有自来水公司。到现在为止，各个单位还是自己打自备井用水泵抽水用，县城里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井口。水费也是各单位自己定价，有的按用水量定价，从1块钱到五六块钱一吨水的都有，还有包月不限量的，还有的单位福利好不用交钱。近几年井越打越深，打一口井的成本加上水泵电费越来越高，居民每月水费的支出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到2004年，县里80％以上的小区的自备井上都安装了自来水管和水表， “先付费后蓄水、先来交费再用水”，县城居民也用IC卡交水费了，也和城里的人一样用上自来水了。
“这不算真正的自来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教授告诉记者。在城市里，有符合各项标准的水厂、完善的过滤净化系统，有自来水公司按照标准统一收取水费，自来水水价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其一是水厂进水时的费用，该部分包括水资源费；其二是自来水公司成本(含税金)和利润等；其三是污水处理费。
而像城里一样建一个自来水厂，至少需要两三千万。早在几年前，县政府就着手筹划招商引资建水厂的项目了，前期工作包括水资源论证、环境评价勘查、初期设计等都已经做好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引到资金，“2006年我们当时估价水厂加上管网一共是2169万。”县水利局尤书记告诉我们，“水价是国家定，建自来水厂是个保本微利的项目，所以招商困难。一旦招商成功，我们就统一供水了，封自备井。”“统一供水以后，不再允许无序开采，成本降低了，避免了用水浪费，也方便统一管理，是件好事情。”
“资金不足的话，即使建成了自来水厂，运营也会难以为继，”许光建教授说，“自来水公司本来就是应该由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项目，不应该让给市场，民间资本也不可能运营这种微利的民生项目。”据他了解，目前我国中西部乡镇一级没有达标的自来水厂是很普遍的。“值得注意的是，县乡包括一些小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能只重视‘进口’，忽视‘出口’。”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污水处理率都已经达到100％，而即使是奥运承办之后的北京也只能达到80％的污水处理率，奥运之前只 有45％。当污染物排放超过环境承受能力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本来水资源就短缺的华北来说，必将是致命的打击。
农村：水就等于钱
如果说县城的缺水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那么有些农村的水短缺可以说已经逼近生存底线。
唐县县城西北方向，一路颠簸，20多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北店头乡水头村。这个以“水头”命名的村子里久负盛名的是一口冬暖夏凉、井水甘甜的井，得名“水头井”。这口上世纪50年代打的井，一直到90年代初，还生机勃勃地向外冒着清澈的水，满满的井水流出来，流成一条河，一直流出很 远。就是这口全村人都引以为豪的井，90年代后水位就越来越低，很快就完全干涸了。现在的井里躺着几块干燥的砖头，光秃秃的，死气沉沉的井口萧索地竖着几根枯黄的杂草，只有井边那几块平平的大石头，摸上去还是平滑的，记载着流水的影子。当年井水冲出的河道也已经没有一滴水，成了村里人丢弃垃圾的脏沟。
村里70年代打的那口30米的井也是同样的命运，完全干涸了。同年代修建的水头水库，只在水库中央有一滩见底的浅浅的水。村里原有的井都不出水之后，村里组织集资打井，全村1700多人按人头每人出40块钱，再加上县里补贴的六七万，打了两眼180米的深井。现在村里每吨水要收1块钱，因为水塔要用的电费也越来越贵了。
迷城乡上三土门村，位于山区，距离保定市区175公里，是出了名的缺水村。村里从老辈就流传着一句话“借油不还，借水还”，足见水比油还要金贵。这个村子一直靠天吃饭，由于缺水，没有种过小麦，村里的男人全都出去打工挣钱，剩下的妇女和老人就在家里零星种些玉米、谷子和蘑菇之类，算是勉强维持着农业生产。
2004年，县里的集雨工程给村里的地里修了水窖，雨季的时候能蓄点水，遇不到雨也就只好旱着地。一年下来，粮食没有收成，只好买粮度日。有村民去山西打工回来仿照山西水窖的尺寸和样子在自家挖了水窖来补充生活用水的不足，但这一口水窖就要花掉三四千块钱，相当于村一个劳动力出去打工将近一年的收入。
下雨少，村里的水库一直蓄不上水，村民家里的水窖也没有水，只好从邻近的曲阳县买水。一户六口之家，平均一年至少要买三四水窖的水(水窖深4米，窖口1平米见方，底部大概有4平方米面积)，最便宜的时候一水窖水也要60多块钱，算下来每年买水平均花去至少300块钱。有本事的出去打工一年能挣一两万，大部分人辛苦一年也就带回四五千块钱来，再拿出几百块钱来买水实在是不小的负担，村民们把水看得特别珍贵，洗澡简直就是奢侈的事。村里只有几户“特别有钱的”安上了太阳能，在村民的逻辑里，水就等同于钱。
2001年，作为保定市农村饮水解困工程之一，政府拨款给村里打了口井。饮水工程的石碑和幸福桥依然还在，只不过现在幸福桥下已不再有水流过。几位大爷坐在桥头晒着太阳， “当年的工程打的大井早就没了，大队盖了卫生所了，”一位大爷指着旁边的卫生室不满地说。现在，村里唯一的免费公用水井是2008年新修的，没有盖子的一口露天的水窖，水面上飘着顽皮的孩子们扔的糖纸，还有一些尘土浮在上面。 “不嫌脏，有水就不错了。”大爷说。
生活用水尚且不能保证，更不用说农业用水，记者在采访中一路看到的情景是：干涸的大地一片连着一片，农民已经把肥料堆在地头田边，但是墒情不够，无计可施，只能盼着惊蛰过后政府放水浇地。事实上，由于水资源匮乏，在河北很多农村，田地已经多年荒芜了，官方发布的受災耕地面积并未计算多年前就因为缺水已经荒置的耕地。
“每年播种前，我们县领导都要亲自去市里要水，要到水农民才种地，要不到就不播种。”河北省唐县水利局防汛抗旱办公室李主任告诉记者，“农业种植是个持续过程，不光是播种时，还要保证几个关键时期都有水浇农民们才会种地。”然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作为唐县和邻近县农业用水来源的西大洋水库，从2001年起开始肩负起保定市百万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重担，2004年起又开始供给定用电厂的工业用水，危急时刻还要随时准备为首都供水，能够供给农业灌溉和县里居民生活的水已经所剩无几。“保定市调水之前，水库的水不光唐县，都可以浇到顺平。2001年之后，就不够唐县用了，很多年份是想从水库买水都买不到。”
但是“保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是头等大事，定州电厂用水也要坚决保证，首都用水更是要保证。”保定市水利局宁主任说：“保定市政府一直都很重视农业用水问题，投资1500万建设两库连通的工程，从曲阳县的王快水库向西大洋水库调水以保证唐县灌区的农业用水。”去年这一工程已经试调水成功，然而让我们担心的是，王快水库本身也担负着向北京供水以及保证周边居民生活用水的重任。
即使水够用，农业灌溉问题还是会存在。 “60年代修建的革命大渠和环山渠已经年久失修了，每引一次水浇地，就要渗漏掉很大一部分。”李主任说，革命大渠用的是唐河的水，而唐河在多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环山渠从西大洋水库买水是每立方3.5元，再加上人工、维修、电力等成本，浇一亩地的成本是40元，目前浇地价定在15元／亩，村民们还有意见，收不上钱来，”“革命大渠塌方也很严重，大渠下面就有住户，有安全隐患。财政上没有钱，1998年修过一次，之后就只有小修小补，保证基本通水就可以了。”
谁享有用水的优先权?
河北大地从1963年大洪水之后，就开始了旷日的干旱。与京津同样极度短缺水资源的河北，为了照顾大局，为京津水危机解困一再牺牲。20世纪50年代几十万河北人民参加修筑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分别分配河北用水每年3亿吨和6亿吨，1981年以后，因北京干旱，9亿吨水的指标被收回，不再给河北了。救天津于水火的引滦工程将河北潘家口水库每年10亿吨的水给了天津。还有于桥水库，建设时属河北，后来随蓟县划归了天津，但仍保留给河北每年供水6000万吨，而引滦工程后这6000万吨的水河北也不再享有。
2003年一2006年的《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记录着近几年河北、山西向北京调水的情况：
2003年：9月26日至10月7日，山西册田水库放水总量5010万立方米。
2004年：山西册田水库和河北壶流河水库、云州水库分别于10月12日和13日提闸向北京市官厅水库、白河堡水库集中输水，于2004年11月15日结束，三库累计放水9390万立方米。
2005年：山西册田水库和河北友谊水库、云州水库于10月17日开始向jE京官厅水库和白河堡水库输水，河北壶流河水库于10月18日开始向官厅水库放水。共收水8884万立方米。
2006年：晋冀两省向北京集中输水，从10月13日开始，11月22日结束。上游总放水量为4698万立方米，北京市共收水3030万立方米。
如今，整个华北平原上几乎所有河流全部汇入了官厅、密云、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等大型水库。京津以北的河流绝大部分被汇入官厅和密云两座库容均超过40亿的大水库，此外就是作为引滦入津的主要水源注入滦河。而京津以南的水库之水则被全部集中起来，供应着石家庄、保定、邯郸等河北中南部的七大城市。
由此，我们脑海中可以大致绘出这样一幅图画：承载着重压的北京和天津，水资源极度短缺，为了保证城市里剧增人口的生 活用水和工业用水，不得不收回分给河北省的用水指标，并从河北、山西两省调水用。同样是水资源极度短缺的河北和山西，在承受自身逐渐增加的用水量的同时，也要保证京津用水。在省际调剂和省内调剂的基础上，各个城市为了保证市区人民用水，又不得不再调县乡一级的用水。几十年城市发展用的水，不够了就用农村的水填补，几十年工业发展用水，不够了就用农业用水填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填着填着，就漏了大窟窿。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一层一层转嫁，就这样由最底层乡村的父老们默默承受着最多的部分。“北京从干旱邻省抽水的计划显示出中国以城市化为驱动的爆炸性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路透社评论说。
抽到北京的水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奢侈性的消费。在北京街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到XX滑雪”的广告，这样的滑雪场既有北京郊区的，也有河北的，至少有20多个。在这个无雪的冬天它们大多凭提取地下水或直接抽吸附近水库存水来人工造雪，少的上万吨水，多的四五万吨水。有人调查估算，仅其中的两个中型滑雪场一次造雪所耗水，就可供460万北京人用一天，这还不算造雪机消耗的电力。北京郊区还分布着近40个高尔夫球场。小的上千亩，中的数千亩，大的上万亩，平均下来每个球场日耗水量约1000吨。一个18洞的球场年耗水量达30万吨左右，全部球场年耗水量2000多万吨，相当于10个昆明湖。
谁享有用水的优先权?加拿大出版的《水资源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1994年，印度尼西亚遭受特大旱灾，很多居民的水井都干枯了，但是高尔夫球场却保持着用水的优先权，每个球场仍然每天耗费着1000立方米的水来保养草皮。1994年墨西哥北部经历了严重的干旱危机，政府完全断绝了该地区的农业用水，同时却保证着该地区的外资工业用水。
“北美平均每人每年用水1280立方米，欧洲人694立方米，亚洲人535立方米，南美人311立方米，而非洲人只有186立方米。”水专家里卡多·彼得雷拉指出，一个出生在富人家庭的新生儿消耗的水平均比穷人家的婴儿多40～70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人每年花费在冰淇淋上的开销达110亿美元，而为全球人口提供洁净水和安全的上下水系统却只需90亿美元。
南水北调能解决?
“共饮长江水”的南水北调工程，是华北平原几代人长久以来的期盼。309公里的运河深入北京毗邻的河北省，从那里本已饱受大旱和环境退化困扰的农村将水引回北京。南水北调工程是为缓解北方缺水问题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河北省是南水北调工程的主要受益省份之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后，一期将每年向河北供水35亿吨。远期将达到40多亿吨，加上南水北调东线调水，河北每年将获得60亿吨汉水和长江水(东线调长江水)。不过，外流域的水源也不是无限可调的。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南水北调”近期工程只能解决华北45％的水短缺，在其余短缺中，30％靠“节水灌溉”、9％靠“污水处理”、16％靠“提高水价”解决。
跨流域调水，套用经济学理论，绝对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从水资源相对过剩的区域将水引向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区域，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資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资源最优配置的实现依托于资源不受任何阻碍地自由流向配置效率更高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尽量用最小的成本将更多的水资源调度到最具价值的地方就可以接近水资源的最优配置了。也就是以这个推理为基础，“水权交易”、“水权市场”应运而生，并在2000年以我国首例水权交易事件(浙江东阳一义乌水权交易)为由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议和探讨。水权制度，也被众多专家学者看作可以解决华北制度性水危机的一剂良药。不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亚华认为，平等实体之间才有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中央在跨流域调水中分配水权；管理部门向取水者征收水资源费；政府面向社会拍卖水权，这些都是上下级的权利分配中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场方式，但不意味着形成了水市场。
世界银行系统总结了世界范围内引入水市场的国家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基本结论：“尽管利用市场再分配水以满足变化的需求，是水管理的一种重要的工具，但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工具之一。它不能替代教育、公众信息、水文信息库、水权的行政和执行能力、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当得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支持时，市场过程才有助于水资源得到最高和最有价值的利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运河就静静穿过唐县界内， “确保供水安全”的标语出现在运河沿岸各处。对于唐县人民来说，都知道这是国家的大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不过，就目前来看，为了开凿运河，他们就不得不丢掉大片土地，不得不被抽走地下水。在走访中，记者听到这样的坊间传言：因为工程设计方案不够周密，有时打通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地下水源，反而不得不把水引走给工程开路，造成附近水井的干涸。我们推测，这可能也是入冬以来县城很多小区自备井不再出水的原因之一。
华北水危机，是生态危机，也是管理危机。面对越来越稀缺的水，面对仍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日益繁荣的城市工业，如何合理分配、高效利用水资源，使其既能保证人们基本需要，符合生态要求，同时又发挥最大的价值，是我国乃至全人类永久的课题。对于我国来说，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水管理模式的变迁更加复杂，设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水管理模式更加任重道远。
疯狂的寻找
河北省唐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县，虽然这里距离繁华的北京城仅仅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绕着县城走一圈，经常可见断壁残垣上刷着红红的“打井捞泵，139********”的歪斜字样，高架的打井机器一座座轰轰隆隆地工作着。这个县城，正像华北地区无数的县城一样，遭遇着最严重的水危机。
“这里的石头太硬了，不好打。”在一个居民小区前，正守在机器旁的打井队的工人小李告诉我们，“一天只能打个三四米，现在已经打了70多米了还是没有水，估计得打个100多米。”
投资30多万买台打井机，再领个省里颁发的打井资质证，雇几个民工，就可以组建这样一支民间打井队。在唐县这样的民间打井队还有很多，他们活跃于城里乡下，哪里有活儿就在哪儿驻扎。最近几年，他们的活儿也越来越多了。就拿县城来说，十几年前打的浅水井已经不出水了，各个单位就只有雇打井队重新打出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深水井。这支打井队所驻扎的小区，从2008年入冬开始就没有自来水了。现在整个小区几十户人只能从别的地方买水吃，家家户户都是盆盆罐罐，凡是能接水的都拿来接水了，大盆小盆轮着用，一盆水洗脸洗手之后再留着擦桌子、冲厕所……现在这个小区居民最大的愿望就是门前这支打井队能够尽早打出水来。
2009年春，50年未遇的大旱使得华北大地一片荒凉，也使得众多媒体聚焦华北大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北大地的水危机也并非今年才有。目前，河北省已属典型的资源型缺水省份，《2007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河北人均水资源占用量只有156立方米，在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排28名，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国际学术界一致认为，一个地区使用的河川径流量达到30％时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当超过40％时就会破坏环境，造成生态恶化。但是近年来，河北省使用的河川径流量已经年年超过90％，实际上已经滴水全无!
地表水不够用了怎么办?打井开采地下水。井里不出水了怎么办?打深井。从70年代的20米、40米，到90年代的80米，到现在的100米、200米……邯郸某些地方甚至要打到400米才能打出水，山西某些煤产区更是要打到800米才能见水!对地下水疯狂的寻找使得华北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一片惨状。从1954年至今，90多万眼机井凿通了华北大地，从1984年以来，每年超采地下水50亿立方米，累计已超采地下水1000多亿立方米!
《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显示，截止到2001年，海河流域平原区已形成各类(深层、浅层、复合)漏斗近30个，漏斗区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占流域平原區面积的47％。这是世界罕见的漏斗沉降区!由此造成地下水质污染、地面沉降、地裂缝。东部平原的咸水层下移、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翻开近几年的文献， “地裂”“疏干”“超级漏斗”“地沉降”等字眼随处可见，用“有河皆干”“华北底下空荡荡”来形容华北地区地表水枯竭、地下水超采严重的惨状再恰当不过了。
没有自来水的县城
在唐县县城里的一个居民小区，五年前自备井就没有水了，后来在周围打了很多井都是干窟窿，干脆放弃了打井。一辆装满4吨水的拉水车，上下午各来5趟，早中晚共供水三次，每次放水半小时。这样的一车水是从旁边的单位花6块钱买来的，每次放水家家户户就接满所有的盆罐。五年来，小区70多户人家就一直这样用着水，住在底层的还好，最惨的是住在4、5层的人家，水压低，供水时都是底层的住户接完后才能接到水。“每次放水就像打仗，全家都出动了。”一个居民说， “当然不方便，不过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再说水费是单位出的福利，我们不花钱。”
与缺水相应的，是公共部门的缺位。在唐县县城里，没有自来水公司。到现在为止，各个单位还是自己打自备井用水泵抽水用，县城里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井口。水费也是各单位自己定价，有的按用水量定价，从1块钱到五六块钱一吨水的都有，还有包月不限量的，还有的单位福利好不用交钱。近几年井越打越深，打一口井的成本加上水泵电费越来越高，居民每月水费的支出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到2004年，县里80％以上的小区的自备井上都安装了自来水管和水表， “先付费后蓄水、先来交费再用水”，县城居民也用IC卡交水费了，也和城里的人一样用上自来水了。
“这不算真正的自来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教授告诉记者。在城市里，有符合各项标准的水厂、完善的过滤净化系统，有自来水公司按照标准统一收取水费，自来水水价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其一是水厂进水时的费用，该部分包括水资源费；其二是自来水公司成本(含税金)和利润等；其三是污水处理费。
而像城里一样建一个自来水厂，至少需要两三千万。早在几年前，县政府就着手筹划招商引资建水厂的项目了，前期工作包括水资源论证、环境评价勘查、初期设计等都已经做好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引到资金，“2006年我们当时估价水厂加上管网一共是2169万。”县水利局尤书记告诉我们，“水价是国家定，建自来水厂是个保本微利的项目，所以招商困难。一旦招商成功，我们就统一供水了，封自备井。”“统一供水以后，不再允许无序开采，成本降低了，避免了用水浪费，也方便统一管理，是件好事情。”
“资金不足的话，即使建成了自来水厂，运营也会难以为继，”许光建教授说，“自来水公司本来就是应该由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项目，不应该让给市场，民间资本也不可能运营这种微利的民生项目。”据他了解，目前我国中西部乡镇一级没有达标的自来水厂是很普遍的。“值得注意的是，县乡包括一些小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能只重视‘进口’，忽视‘出口’。”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污水处理率都已经达到100％，而即使是奥运承办之后的北京也只能达到80％的污水处理率，奥运之前只 有45％。当污染物排放超过环境承受能力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本来水资源就短缺的华北来说，必将是致命的打击。
农村：水就等于钱
如果说县城的缺水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那么有些农村的水短缺可以说已经逼近生存底线。
唐县县城西北方向，一路颠簸，20多分钟的车程就到了北店头乡水头村。这个以“水头”命名的村子里久负盛名的是一口冬暖夏凉、井水甘甜的井，得名“水头井”。这口上世纪50年代打的井，一直到90年代初，还生机勃勃地向外冒着清澈的水，满满的井水流出来，流成一条河，一直流出很 远。就是这口全村人都引以为豪的井，90年代后水位就越来越低，很快就完全干涸了。现在的井里躺着几块干燥的砖头，光秃秃的，死气沉沉的井口萧索地竖着几根枯黄的杂草，只有井边那几块平平的大石头，摸上去还是平滑的，记载着流水的影子。当年井水冲出的河道也已经没有一滴水，成了村里人丢弃垃圾的脏沟。
村里70年代打的那口30米的井也是同样的命运，完全干涸了。同年代修建的水头水库，只在水库中央有一滩见底的浅浅的水。村里原有的井都不出水之后，村里组织集资打井，全村1700多人按人头每人出40块钱，再加上县里补贴的六七万，打了两眼180米的深井。现在村里每吨水要收1块钱，因为水塔要用的电费也越来越贵了。
迷城乡上三土门村，位于山区，距离保定市区175公里，是出了名的缺水村。村里从老辈就流传着一句话“借油不还，借水还”，足见水比油还要金贵。这个村子一直靠天吃饭，由于缺水，没有种过小麦，村里的男人全都出去打工挣钱，剩下的妇女和老人就在家里零星种些玉米、谷子和蘑菇之类，算是勉强维持着农业生产。
2004年，县里的集雨工程给村里的地里修了水窖，雨季的时候能蓄点水，遇不到雨也就只好旱着地。一年下来，粮食没有收成，只好买粮度日。有村民去山西打工回来仿照山西水窖的尺寸和样子在自家挖了水窖来补充生活用水的不足，但这一口水窖就要花掉三四千块钱，相当于村一个劳动力出去打工将近一年的收入。
下雨少，村里的水库一直蓄不上水，村民家里的水窖也没有水，只好从邻近的曲阳县买水。一户六口之家，平均一年至少要买三四水窖的水(水窖深4米，窖口1平米见方，底部大概有4平方米面积)，最便宜的时候一水窖水也要60多块钱，算下来每年买水平均花去至少300块钱。有本事的出去打工一年能挣一两万，大部分人辛苦一年也就带回四五千块钱来，再拿出几百块钱来买水实在是不小的负担，村民们把水看得特别珍贵，洗澡简直就是奢侈的事。村里只有几户“特别有钱的”安上了太阳能，在村民的逻辑里，水就等同于钱。
2001年，作为保定市农村饮水解困工程之一，政府拨款给村里打了口井。饮水工程的石碑和幸福桥依然还在，只不过现在幸福桥下已不再有水流过。几位大爷坐在桥头晒着太阳， “当年的工程打的大井早就没了，大队盖了卫生所了，”一位大爷指着旁边的卫生室不满地说。现在，村里唯一的免费公用水井是2008年新修的，没有盖子的一口露天的水窖，水面上飘着顽皮的孩子们扔的糖纸，还有一些尘土浮在上面。 “不嫌脏，有水就不错了。”大爷说。
生活用水尚且不能保证，更不用说农业用水，记者在采访中一路看到的情景是：干涸的大地一片连着一片，农民已经把肥料堆在地头田边，但是墒情不够，无计可施，只能盼着惊蛰过后政府放水浇地。事实上，由于水资源匮乏，在河北很多农村，田地已经多年荒芜了，官方发布的受災耕地面积并未计算多年前就因为缺水已经荒置的耕地。
“每年播种前，我们县领导都要亲自去市里要水，要到水农民才种地，要不到就不播种。”河北省唐县水利局防汛抗旱办公室李主任告诉记者，“农业种植是个持续过程，不光是播种时，还要保证几个关键时期都有水浇农民们才会种地。”然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作为唐县和邻近县农业用水来源的西大洋水库，从2001年起开始肩负起保定市百万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重担，2004年起又开始供给定用电厂的工业用水，危急时刻还要随时准备为首都供水，能够供给农业灌溉和县里居民生活的水已经所剩无几。“保定市调水之前，水库的水不光唐县，都可以浇到顺平。2001年之后，就不够唐县用了，很多年份是想从水库买水都买不到。”
但是“保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是头等大事，定州电厂用水也要坚决保证，首都用水更是要保证。”保定市水利局宁主任说：“保定市政府一直都很重视农业用水问题，投资1500万建设两库连通的工程，从曲阳县的王快水库向西大洋水库调水以保证唐县灌区的农业用水。”去年这一工程已经试调水成功，然而让我们担心的是，王快水库本身也担负着向北京供水以及保证周边居民生活用水的重任。
即使水够用，农业灌溉问题还是会存在。 “60年代修建的革命大渠和环山渠已经年久失修了，每引一次水浇地，就要渗漏掉很大一部分。”李主任说，革命大渠用的是唐河的水，而唐河在多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环山渠从西大洋水库买水是每立方3.5元，再加上人工、维修、电力等成本，浇一亩地的成本是40元，目前浇地价定在15元／亩，村民们还有意见，收不上钱来，”“革命大渠塌方也很严重，大渠下面就有住户，有安全隐患。财政上没有钱，1998年修过一次，之后就只有小修小补，保证基本通水就可以了。”
谁享有用水的优先权?
河北大地从1963年大洪水之后，就开始了旷日的干旱。与京津同样极度短缺水资源的河北，为了照顾大局，为京津水危机解困一再牺牲。20世纪50年代几十万河北人民参加修筑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分别分配河北用水每年3亿吨和6亿吨，1981年以后，因北京干旱，9亿吨水的指标被收回，不再给河北了。救天津于水火的引滦工程将河北潘家口水库每年10亿吨的水给了天津。还有于桥水库，建设时属河北，后来随蓟县划归了天津，但仍保留给河北每年供水6000万吨，而引滦工程后这6000万吨的水河北也不再享有。
2003年一2006年的《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记录着近几年河北、山西向北京调水的情况：
2003年：9月26日至10月7日，山西册田水库放水总量5010万立方米。
2004年：山西册田水库和河北壶流河水库、云州水库分别于10月12日和13日提闸向北京市官厅水库、白河堡水库集中输水，于2004年11月15日结束，三库累计放水9390万立方米。
2005年：山西册田水库和河北友谊水库、云州水库于10月17日开始向jE京官厅水库和白河堡水库输水，河北壶流河水库于10月18日开始向官厅水库放水。共收水8884万立方米。
2006年：晋冀两省向北京集中输水，从10月13日开始，11月22日结束。上游总放水量为4698万立方米，北京市共收水3030万立方米。
如今，整个华北平原上几乎所有河流全部汇入了官厅、密云、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等大型水库。京津以北的河流绝大部分被汇入官厅和密云两座库容均超过40亿的大水库，此外就是作为引滦入津的主要水源注入滦河。而京津以南的水库之水则被全部集中起来，供应着石家庄、保定、邯郸等河北中南部的七大城市。
由此，我们脑海中可以大致绘出这样一幅图画：承载着重压的北京和天津，水资源极度短缺，为了保证城市里剧增人口的生 活用水和工业用水，不得不收回分给河北省的用水指标，并从河北、山西两省调水用。同样是水资源极度短缺的河北和山西，在承受自身逐渐增加的用水量的同时，也要保证京津用水。在省际调剂和省内调剂的基础上，各个城市为了保证市区人民用水，又不得不再调县乡一级的用水。几十年城市发展用的水，不够了就用农村的水填补，几十年工业发展用水，不够了就用农业用水填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填着填着，就漏了大窟窿。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一层一层转嫁，就这样由最底层乡村的父老们默默承受着最多的部分。“北京从干旱邻省抽水的计划显示出中国以城市化为驱动的爆炸性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路透社评论说。
抽到北京的水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奢侈性的消费。在北京街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到XX滑雪”的广告，这样的滑雪场既有北京郊区的，也有河北的，至少有20多个。在这个无雪的冬天它们大多凭提取地下水或直接抽吸附近水库存水来人工造雪，少的上万吨水，多的四五万吨水。有人调查估算，仅其中的两个中型滑雪场一次造雪所耗水，就可供460万北京人用一天，这还不算造雪机消耗的电力。北京郊区还分布着近40个高尔夫球场。小的上千亩，中的数千亩，大的上万亩，平均下来每个球场日耗水量约1000吨。一个18洞的球场年耗水量达30万吨左右，全部球场年耗水量2000多万吨，相当于10个昆明湖。
谁享有用水的优先权?加拿大出版的《水资源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1994年，印度尼西亚遭受特大旱灾，很多居民的水井都干枯了，但是高尔夫球场却保持着用水的优先权，每个球场仍然每天耗费着1000立方米的水来保养草皮。1994年墨西哥北部经历了严重的干旱危机，政府完全断绝了该地区的农业用水，同时却保证着该地区的外资工业用水。
“北美平均每人每年用水1280立方米，欧洲人694立方米，亚洲人535立方米，南美人311立方米，而非洲人只有186立方米。”水专家里卡多·彼得雷拉指出，一个出生在富人家庭的新生儿消耗的水平均比穷人家的婴儿多40～70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人每年花费在冰淇淋上的开销达110亿美元，而为全球人口提供洁净水和安全的上下水系统却只需90亿美元。
南水北调能解决?
“共饮长江水”的南水北调工程，是华北平原几代人长久以来的期盼。309公里的运河深入北京毗邻的河北省，从那里本已饱受大旱和环境退化困扰的农村将水引回北京。南水北调工程是为缓解北方缺水问题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河北省是南水北调工程的主要受益省份之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后，一期将每年向河北供水35亿吨。远期将达到40多亿吨，加上南水北调东线调水，河北每年将获得60亿吨汉水和长江水(东线调长江水)。不过，外流域的水源也不是无限可调的。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南水北调”近期工程只能解决华北45％的水短缺，在其余短缺中，30％靠“节水灌溉”、9％靠“污水处理”、16％靠“提高水价”解决。
跨流域调水，套用经济学理论，绝对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从水资源相对过剩的区域将水引向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区域，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資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资源最优配置的实现依托于资源不受任何阻碍地自由流向配置效率更高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尽量用最小的成本将更多的水资源调度到最具价值的地方就可以接近水资源的最优配置了。也就是以这个推理为基础，“水权交易”、“水权市场”应运而生，并在2000年以我国首例水权交易事件(浙江东阳一义乌水权交易)为由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议和探讨。水权制度，也被众多专家学者看作可以解决华北制度性水危机的一剂良药。不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亚华认为，平等实体之间才有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中央在跨流域调水中分配水权；管理部门向取水者征收水资源费；政府面向社会拍卖水权，这些都是上下级的权利分配中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场方式，但不意味着形成了水市场。
世界银行系统总结了世界范围内引入水市场的国家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基本结论：“尽管利用市场再分配水以满足变化的需求，是水管理的一种重要的工具，但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工具之一。它不能替代教育、公众信息、水文信息库、水权的行政和执行能力、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当得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支持时，市场过程才有助于水资源得到最高和最有价值的利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运河就静静穿过唐县界内， “确保供水安全”的标语出现在运河沿岸各处。对于唐县人民来说，都知道这是国家的大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不过，就目前来看，为了开凿运河，他们就不得不丢掉大片土地，不得不被抽走地下水。在走访中，记者听到这样的坊间传言：因为工程设计方案不够周密，有时打通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地下水源，反而不得不把水引走给工程开路，造成附近水井的干涸。我们推测，这可能也是入冬以来县城很多小区自备井不再出水的原因之一。
华北水危机，是生态危机，也是管理危机。面对越来越稀缺的水，面对仍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日益繁荣的城市工业，如何合理分配、高效利用水资源，使其既能保证人们基本需要，符合生态要求，同时又发挥最大的价值，是我国乃至全人类永久的课题。对于我国来说，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水管理模式的变迁更加复杂，设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水管理模式更加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