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气之盛衰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写过一部很有名的《廿二史札记》，书中的一篇论文《地气论》里提出一个很简单但又很玄妙的理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
　　意思是说，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中国的政治中心就从关中转向了河北，这是“地气”变迁的大趋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自从唐朝以后，定都关中的政权就都统一不了中国，长安从此成为“废都”;定都河北特别是北京的政权则取而代之，辽、金、元、明、清历代，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兴盛。
　　北京政权的长期成功，反衬的是长安政权的长期衰败。從周朝到唐朝，关中地区辉煌了将近2000年，为什么在唐朝以后一蹶不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但其中很关键的一个——水。
　　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关中的水资源是很多的。《诗经》中大量记载了关中地区的稻田，“十月获稻，为此春酒”，秦国建郑国渠之后，“收皆亩一钟”，从产量来看，无疑是水稻。汉武帝时，关中建了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导致关中、特别是渭南农民大批改种水稻，以至《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关中俗不好种麦”。看来，当时的关中地区农田景象更像现在的长江流域，与现在的陕西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直到盛唐时期，唐玄宗君臣还多次提到关中的稻田，但此时由于人口增加，关中粮食已经不能自给，唐朝皇帝被迫多次带群臣“东巡”洛阳，迎接从大运河运来的南方粮食，号称“逐粮天子”。后来经过黄巢暴动，五代十国时，关中已经没有大面积的稻田了，此后更是每况愈下，许多水渠都干涸了，习惯吃大米的居民迅速消失。如果没有明朝引进的玉米、土豆、花生和红薯等美洲抗旱作物，陕西人口会更加稀少。
　　养羊的历史变迁
　　唐朝以后，关中、以至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干旱化，固然与唐朝以后北半球气候变得寒冷干燥有关，但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逆转的地区性干旱化，更重要的则与人类的活动有关。在这些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养羊。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力提倡畜牧业，出现了一些养殖大户。刘邦出生的时候，村里人就曾经摆下羊酒宴来庆贺。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专业的养羊大户。据载，当时内地的养羊大户通常也就只有千余只羊。马超的祖宗马援年轻的时候在陇右一带放牧，养了牛马羊各几千头，就已经备受瞩目了。
　　大体上来说，汉朝人对牛、羊、猪、鸡、狗这五种肉类平等看待，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但是，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市场上的偏好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唐朝的时候，普通人开始以羊肉为主要肉食，贵族官员更是几乎非羊肉不吃。为了保护耕牛，唐朝政府长期严格禁止吃牛肉，狗肉则因为受到西北游牧民族的普遍抗拒而从餐桌上消失。
　　那么，为什么羊肉如此受唐朝人青睐呢？因为“羊”字通“杨”，唐朝的天下是从老杨家抢来的，所以在唐朝吃羊肉政治正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官方的提倡，整个唐朝社会掀起了养羊吃羊的热潮。
　　山羊带来的祸患
　　北魏到北周、隋唐，这几个王朝无论血统还是文化，都跟游牧民族大有瓜葛，爱吃羊肉。从北魏起，朝廷就在西北地区建了不少大型国营牧场，之后历代沿袭。唐玄宗开元年间，仅是陇右牧场，就有羊67万头，这只是官方养的羊，民间养羊数字还不计在内。
　　除了自己牧养，更有域外输入的进口羊。唐代自唐太宗开始，追求游牧农耕二元制的“天可汗模式”，跟游牧民族搞统战，而游牧民族归附大唐，没什么别的能拿得出手，就只有牛马羊。《新唐书·郭元振传》载，武则天时代，西突厥突骑施部头领娑葛，一次就进献了“牛羊十余万”。还有政府批准甚至邀请来的中亚、西亚的移民，也是赶着羊群一起来。
　　唐代中国西北羊的数量比之汉代，堪称爆炸性增长。羊和其他牲畜不同，特别是山羊，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吃草不会只吃草叶，而是会用蹄子把草根都扒出来吃掉，甚至还会吃树皮。正所谓“斩草除根”，树木也会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凡是以山羊为主要养殖对象的地区，植被都比古代退化，出现荒漠化的迹象;反过来，由于山羊的适应力强，又得到荒漠化地区居民的青睐，造成恶性循环。
　　如今我们去西北游玩，会看到汉朝的夯土长城遗址大多损毁严重。游客可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战争或沙尘暴破坏的，但事实上，对汉长城造成最大破坏的是羊蹄。长城无人戍守，夯土的城墙上长出野草，千年以来，在牧羊人的带领下，无数羊群在长城内外反复游逛，最终几米高的长城都被挖塌。长城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呢？
　　唐朝养羊业的爆发式增长摧毁了中国西北的生态环境，使其在唐朝中后期大规模沙漠化，导致唐朝再也无法复兴。
　　（摘自《搜历史：窥探你所不知道的历史趣人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