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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1954年生。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199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致力于名物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读书〉十年》（三册）《棔柿楼集》（十卷）等。今春推出三本新书《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物色：金瓶梅读“物”记》。
她插过队，开过车，《读书》十年，投身名物，将《诗经》里的车马舆服、《金瓶梅》里的首饰器物一一考证
收到扬之水通过编辑老师递来的消息：何时有空，可以过来聊聊了。
小学五年级一开学，“文革”爆发，学校关门，停课闹革命，“所以满打满算，我只上了四年小学”。复课后，扬之水直接进入初中，“整年地学工、学农、拉练、挖防空洞，一本初中數学，到毕业都没学完；英语学的也都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的革命标语”。
1970年底，扬之水到房山插队，身边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小小的，蓝皮儿，每天看，所以后来在认字儿上没多少障碍”。同学之间还流传着一本《小癞子》，一本薄薄的西班牙流浪小说。回城后，她到王府井果品店上班，白天开车拉水果，夏天夜里，运西瓜的马车进了城，还得爬起来卸瓜。
那时，王府井南口的新华书店有一个“早晚服务部”，“面积很小，不过一个窄长的小柜台”。在那里，扬之水买了一部《陆游集》，中华书局版，全五册；后来又陆续买到《宋书》《史记》《曹操集》……她那时一个月工资四十块，为了省下钱买书，“吃饭时就买四两米饭，浇上桌上不要钱的酱油，拌拌吃了，八分钱解决一顿饭”。
1979年，扬之水参加高考，超过分数线五十四分，却因为所报考的外语系有年龄限制，“超龄”未被录取。“那时我老伴儿已经三十一岁了，在人大上学，当时约好，我考不上就结婚。”结果翌年2月，院系补招二百人，她也在名单之上。“可我那时不但结婚，还怀孕了。我跑到学校，特别诚实地问人家：‘结了婚，还行吗？’人家说：‘都结婚了，还上什么大学呀！’”扬之水说，“所以就这么落榜了，阴错阳差，大学梦破碎了。”
没上成大学，扬之水开始了“散漫”的自学之路。1979年，她离开果品店，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在资料室做管理员，“买书、编目全是我一个人，不是如鱼得水，想看什么买什么吗？”那一年，钱锺书的《管锥编》出版，在一位同事的提示下，她把《管锥编》作为读书的“索引”，凡书中提到的（外文书除外），都设法找来看，“从这里得到的最大收获是，看书不能是一本本的，而要一片片的。一个题目可以牵连出许多讨论，要放射性地思考，把关于某件事的说法，尽可能都找到身边儿来。”
“一片片的”读了七年书，1986年12月，扬之水调入了《读书》杂志。彼时的《读书》，在当家人沈昌文手下办得风生水起。凭着“能扛二百斤重物”的好体力，扬之水经常被派出去“跑腿”。那时，丁聪每月为《读书》画版式、作头像，扬之水就骑着自行车，把版式送到丁聪家，画完后再取回。“有一次，去协和医院献完血，我骑上车就去取版式，一点儿没休息。”朱学勤至今仍记得她往上海奔波组稿时的“英姿”：“前一晚台风过境，风大雨猛，无法想象她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既丽且雅，怎么骑得动我那辆二八男式车，顶风冒雨，破旧而又沉重？”
在三册《〈读书〉十年》日记中，扬之水记录最多的内容有两类，一为“食货志”，某月某日编辑部同仁与何人吃饭，桌上几道菜，味道如何，从川菜馆、西餐厅到肯德基、吉野家，因为当时编辑部的组稿，几乎都是在饭桌上完成；一为“索书记”，几乎每天都有所得。刚到《读书》时，她工资四十多块，却掏出四十五块，买了李允鉌（音同“和”）的《华夏艺匠》；一部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藏》，一百二十元，“为购这一册书，与志仁不知磨过多少嘴皮子”。“刚结婚时，我们俩的钱都搁在抽屉里，随用随拿。过了一段时间，我老伴儿发现，等他拿钱的时候，钱都没了。他就管起来，不容我拿；我才不管这些，先买了再说。” “那时候什么书都买，尤其一看印数，才一千本，赶紧买下。”如此一来，难免“聚书成灾”，扬之水却从没打过卖书的主意。“只有一次，一套二十多本的书画总目，实在太占地方。前一天晚上和人家说好拉走，结果一夜睡不着觉，想着要是将来用到怎么办。第二天早上赶紧打电话，又要了回来。”
在《读书》，扬之水负责外国文学、音乐、建筑等方面的组稿 。“老沈比较照顾我，让我每月发一篇《品书录》，也算弄点钱来买书。”写文章和补白都需要笔名，她就信手翻开《诗经》，“碰到什么是什么”。“扬之水”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
扬之水进入《读书》时，老一辈学人仍在，而且文笔甚健，谈兴甚浓。钱锺书、杨绛、张中行、金克木、徐梵澄、赵萝蕤……在《〈读书〉十年》中，这些老先生的音容笑貌、风姿神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书》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相当于‘师从众师’，不限于某一个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广阔了。”扬之水说。
1991年，扬之水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既得启发，就很想写一本《崇祯十六年》”。为了解晚明的社会生活，她细读《金瓶梅词话》，极喜小说里关于服饰的文字，却不能明确与文字对应的实物究竟如何，因此去请教王世襄先生，经其介绍，认识了历史博物馆的孙机先生。
“五十年代初，遇安师供职于北京市总工会宣传处文艺科，办公室就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东朝房，与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同在一排，恰好又同沈从文所在的一间紧挨着，推开窗子就可以和走廊里的人对话。”只要无事，孙机就跟在沈从文身边，在展览会上，在办公室里，听他讲文物。
如果说与沈从文的相遇，使孙机转向文物考古；那么与孙机的相遇，也使扬之水走向别有洞天的名物研究。在1995年9月6日的日记中，她写道：“以往所作文字，多是覆瓿之作，大概四十一岁之际，应该有个转折，与遇安先生结识，或者是这一转折的契机。”
自此，二人开始师徒交往，或是扬之水往历史博物馆，在孙先生带领下，参观展览，边看边讲；或是孙先生往编辑部，约在附近的肯德基午餐， “讲豆腐之讹、熏炉、中柱盘、单子植物、双子植物”“问青铜器铸造、弋射、宋瓷”。在孙机的指导下，扬之水写了第一篇文章，评论《词源》中插图的讹误，“孙先生几乎是手把手教我，给一个题目，列一个提纲，我写好后再由他批改，像做作业一样。”
“作业”中最重要的一份，是《诗经名物新证》。“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便由沈从文提出。在写于1961年的《“瓟斝“和“点犀？”》中，他解释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品茶栊崔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由此揭示出文字之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在“大时代”的洪声中，沈从文“斤斤计较”于这些“琐琐碎碎”，显得格格不入，但正是这份隔膜于时代的“执迷”，为四十年后的研究者留下一脉隐秘的星火。
《诗经名物新证》中，扬之水承续的正是沈从文当年的坚持：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车马旌旗、弓矢斧鉞，农事兵事、衣饰宫宇，她一一钩沉摹画，“由名物之微而考证诗之所咏所思”。
如《秦风·小戎》，讲古时车战，全篇充斥着种种在字典中也不易查到的方块字，但扬之水却如庖丁解牛般，注出兵车每个零件的名称，哪一根儿木棍有何种用途，怎样把马套在车上，车又怎样启动和操纵，都一一交代清楚。不仅如此，兵车而外，有战马，有将士，有良工，还有倚门远望“言念君子”的人。于是，“备其兵甲，以讨西戎”图景就呼之欲出了：“《小戎》是一幅画儿——用后世的语言，可以题作‘出征图’。画的下方，黄土地上，兵车滚滚，烟尘漫漫。画的上方，却是大块大块青灰色的天。就在青灰的天地相接之处，萧萧疏疏题写着数行绵绵邈邈的念远之辞。”
这样来读《诗经》，《诗》就不仅是“兴、观、群、怨”或 “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而是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史，正如孙机所说，“它带给读者的是科学的清醒，是诗思的摇曳，虽非句句‘达估’，却或又与古人会心之妙。”
就在写作《诗经名物新证》期间，扬之水结束了“《读书》十年”的编辑时代。1996年，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开始了“埋姓埋名埋头用功”的学术生活，在一众博士、博士后之间，以“初中学历”一枝独秀。此后，她一直保持着惊人的产量，先秦诗文、两宋茶事、金银首饰、唐宋家具、桑奇三塔，专著一部接着一部。
对扬之水来说，这些旁人眼中枯涩浩繁的考证过程，永远充满求解的诱惑力。“孙先生一开始就和我说，做学问要成‘家’，不要成‘者’。这里强调的不是‘成名成家’，而是做学问的努力方向。所谓‘家’，就是能够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并在其中有所成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扬之水说。直到现在，她还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永远兴冲冲的”，“别人不知道的，我一定要知道；大家都知道的，趋之若鹜的，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
早在2002年，扬之水就对宋人的生活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孙机先生送了她一套《全宋诗》的北宋部分，共二十五册，“书装满了一纸箱，他专门从北大骑车驮来，送到我家”。“结果随手一翻就不能放手了，里面尽是我感兴趣的器具名物”，她索性把后面的南宋部分买齐，用三四个月把七十二册通读了一遍，从此两宋的茶事、香炉、花瓶等诸多器物，依次走入她的笔底。
当扬之水钩沉两宋香事时，人们对“香”的体认还滞留在宗教想象中；而如今，调香已与抚琴、赏花、弈棋、烹茶一起，成为“宋朝热”中的热点话题。在最近的一档有关宋朝美学的音频节目中，扬之水负责名物部分的讲解。节目已经录完，但她对“我们为什么爱宋朝”这个主题，却不太喜欢。“我没有特别‘爱宋朝’，只是很客观地去‘平视’它，希望通过琐细物事的关注，了解、进入它的内部生活。”在《四时花信，展尽黄金缕》中，她勾勒出南宋生活史的鲜丽、繁盛，却不忘强调其“金瓯有缺”的历史现实：“宋室南渡，是用金帛和屈辱换来的一隅偏安”，且“安乐富足既不平衡，又时断时续”。“宋代让我们扼腕的痛事太多了，即便生活史也有苦乐不均，一句‘我们爱宋朝’，就把其中的复杂性一笔抹消了。” 相对于这些不加限定的“大话”，“微言一克，千钧之重”才是扬之水心中的治学目标。她所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之器、微小之物，让某个时代的诗文与那个时代的器物“重新聚拢”，再现一个已然消逝的生活世界。
近十年来，扬之水“寻微”的足迹，渐渐从“书中”走向“馆中”。她和老伴儿一起，跑博物馆、参观展览，从国内到境外，从东南亚到欧洲、北美，“稿费和退休金都砸里面了”。《定名与相知》一书，即收录了她在各地博物馆的观展所得，以精细可感的文字，配上手触眼见的实物图像，过去隔膜晦涩的古器物，立时变得亲切可感。
而在最新出版的《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中，扬之水就利用这些“经眼与过手”的实物资料，重新回到了自己名物研究的起点。当年她写给孙机先生的第一封信，就是请教《金瓶梅》中“？髻”（明代女子戴在發髻上的发罩）的问题。在《物色》中，词话里的“金井玉栏杆圈儿”“穿心盒儿”“金玲珑草虫儿头面”都有了彼此对照的图像，《金瓶梅》由此成了纸上的微缩博物馆，这些晦暗不明的名词一旦被点亮，其背后寄寓的人物命运、世态炎凉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扬之水看来，《金瓶梅》里“没有诗意也没有浪漫，只是平平常常的生活场景，切切实实的功用”，而“唯有辨识物色，才能理解作者设色敷彩的一番苦心”——这也正是她多年来沉迷于一器一物的原因所在。在《物恋》一文中，她曾谈及对张爱玲的欣赏：“我喜欢她对物的敏感，用她自己的话，便是‘贴恋’。”但在喜欢之外，又深知自己的局限，“大约一种物恋是用来丰富人生，另一种是打捞历史”。显然，扬之水是放弃了前者，担负起后者。
“人家总想象，我也焚着香，品着茶，好像多风雅。”扬之水笑笑，“从来没这事儿。”平日在家，她清晨四点起床，写四十分钟小楷后就埋头工作，不午休，不看电视，晚上九点半准时上床睡觉。隔一段时间出去一趟，参观展览，收集材料，“就是这么简单粗放的生活”。
扬之水曾在日记中写到张爱玲：“只觉得她是一只鸟，不费劲地长大了，忒楞楞就扑翅射向蓝天。我却是一生变了几变的尺蠖，只能在地上慢慢爬呀爬，爬了一辈子，也还是在地上。”但正是这种尺蠖般的缓慢爬行，让扬之水始终贴近历史地表，一寸寸、一点点地解决一个个微小的问题。就像评论家张定浩所说：“扬之水很多时候就是中国文化的修补匠，她把很多的虚线慢慢填实，把文明当中遗漏的东西慢慢填实。这是一个非常浩瀚的学问，也可以说是绝学，人穷尽一生都很难做完，但像精卫填海一样，特别值得钦佩。”
她插过队，开过车，《读书》十年，投身名物，将《诗经》里的车马舆服、《金瓶梅》里的首饰器物一一考证
收到扬之水通过编辑老师递来的消息：何时有空，可以过来聊聊了。
小学五年级一开学，“文革”爆发，学校关门，停课闹革命，“所以满打满算，我只上了四年小学”。复课后，扬之水直接进入初中，“整年地学工、学农、拉练、挖防空洞，一本初中數学，到毕业都没学完；英语学的也都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的革命标语”。
1970年底，扬之水到房山插队，身边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小小的，蓝皮儿，每天看，所以后来在认字儿上没多少障碍”。同学之间还流传着一本《小癞子》，一本薄薄的西班牙流浪小说。回城后，她到王府井果品店上班，白天开车拉水果，夏天夜里，运西瓜的马车进了城，还得爬起来卸瓜。
那时，王府井南口的新华书店有一个“早晚服务部”，“面积很小，不过一个窄长的小柜台”。在那里，扬之水买了一部《陆游集》，中华书局版，全五册；后来又陆续买到《宋书》《史记》《曹操集》……她那时一个月工资四十块，为了省下钱买书，“吃饭时就买四两米饭，浇上桌上不要钱的酱油，拌拌吃了，八分钱解决一顿饭”。
1979年，扬之水参加高考，超过分数线五十四分，却因为所报考的外语系有年龄限制，“超龄”未被录取。“那时我老伴儿已经三十一岁了，在人大上学，当时约好，我考不上就结婚。”结果翌年2月，院系补招二百人，她也在名单之上。“可我那时不但结婚，还怀孕了。我跑到学校，特别诚实地问人家：‘结了婚，还行吗？’人家说：‘都结婚了，还上什么大学呀！’”扬之水说，“所以就这么落榜了，阴错阳差，大学梦破碎了。”
没上成大学，扬之水开始了“散漫”的自学之路。1979年，她离开果品店，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在资料室做管理员，“买书、编目全是我一个人，不是如鱼得水，想看什么买什么吗？”那一年，钱锺书的《管锥编》出版，在一位同事的提示下，她把《管锥编》作为读书的“索引”，凡书中提到的（外文书除外），都设法找来看，“从这里得到的最大收获是，看书不能是一本本的，而要一片片的。一个题目可以牵连出许多讨论，要放射性地思考，把关于某件事的说法，尽可能都找到身边儿来。”
《读书》十年
“一片片的”读了七年书，1986年12月，扬之水调入了《读书》杂志。彼时的《读书》，在当家人沈昌文手下办得风生水起。凭着“能扛二百斤重物”的好体力，扬之水经常被派出去“跑腿”。那时，丁聪每月为《读书》画版式、作头像，扬之水就骑着自行车，把版式送到丁聪家，画完后再取回。“有一次，去协和医院献完血，我骑上车就去取版式，一点儿没休息。”朱学勤至今仍记得她往上海奔波组稿时的“英姿”：“前一晚台风过境，风大雨猛，无法想象她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既丽且雅，怎么骑得动我那辆二八男式车，顶风冒雨，破旧而又沉重？”
在三册《〈读书〉十年》日记中，扬之水记录最多的内容有两类，一为“食货志”，某月某日编辑部同仁与何人吃饭，桌上几道菜，味道如何，从川菜馆、西餐厅到肯德基、吉野家，因为当时编辑部的组稿，几乎都是在饭桌上完成；一为“索书记”，几乎每天都有所得。刚到《读书》时，她工资四十多块，却掏出四十五块，买了李允鉌（音同“和”）的《华夏艺匠》；一部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藏》，一百二十元，“为购这一册书，与志仁不知磨过多少嘴皮子”。“刚结婚时，我们俩的钱都搁在抽屉里，随用随拿。过了一段时间，我老伴儿发现，等他拿钱的时候，钱都没了。他就管起来，不容我拿；我才不管这些，先买了再说。” “那时候什么书都买，尤其一看印数，才一千本，赶紧买下。”如此一来，难免“聚书成灾”，扬之水却从没打过卖书的主意。“只有一次，一套二十多本的书画总目，实在太占地方。前一天晚上和人家说好拉走，结果一夜睡不着觉，想着要是将来用到怎么办。第二天早上赶紧打电话，又要了回来。”
在《读书》，扬之水负责外国文学、音乐、建筑等方面的组稿 。“老沈比较照顾我，让我每月发一篇《品书录》，也算弄点钱来买书。”写文章和补白都需要笔名，她就信手翻开《诗经》，“碰到什么是什么”。“扬之水”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
扬之水进入《读书》时，老一辈学人仍在，而且文笔甚健，谈兴甚浓。钱锺书、杨绛、张中行、金克木、徐梵澄、赵萝蕤……在《〈读书〉十年》中，这些老先生的音容笑貌、风姿神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书》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相当于‘师从众师’，不限于某一个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广阔了。”扬之水说。
科学的清醒，诗思的摇曳
1991年，扬之水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既得启发，就很想写一本《崇祯十六年》”。为了解晚明的社会生活，她细读《金瓶梅词话》，极喜小说里关于服饰的文字，却不能明确与文字对应的实物究竟如何，因此去请教王世襄先生，经其介绍，认识了历史博物馆的孙机先生。
“五十年代初，遇安师供职于北京市总工会宣传处文艺科，办公室就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东朝房，与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同在一排，恰好又同沈从文所在的一间紧挨着，推开窗子就可以和走廊里的人对话。”只要无事，孙机就跟在沈从文身边，在展览会上，在办公室里，听他讲文物。
如果说与沈从文的相遇，使孙机转向文物考古；那么与孙机的相遇，也使扬之水走向别有洞天的名物研究。在1995年9月6日的日记中，她写道：“以往所作文字，多是覆瓿之作，大概四十一岁之际，应该有个转折，与遇安先生结识，或者是这一转折的契机。”
自此，二人开始师徒交往，或是扬之水往历史博物馆，在孙先生带领下，参观展览，边看边讲；或是孙先生往编辑部，约在附近的肯德基午餐， “讲豆腐之讹、熏炉、中柱盘、单子植物、双子植物”“问青铜器铸造、弋射、宋瓷”。在孙机的指导下，扬之水写了第一篇文章，评论《词源》中插图的讹误，“孙先生几乎是手把手教我，给一个题目，列一个提纲，我写好后再由他批改，像做作业一样。”
“作业”中最重要的一份，是《诗经名物新证》。“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便由沈从文提出。在写于1961年的《“瓟斝“和“点犀？”》中，他解释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品茶栊崔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由此揭示出文字之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在“大时代”的洪声中，沈从文“斤斤计较”于这些“琐琐碎碎”，显得格格不入，但正是这份隔膜于时代的“执迷”，为四十年后的研究者留下一脉隐秘的星火。
《诗经名物新证》中，扬之水承续的正是沈从文当年的坚持：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车马旌旗、弓矢斧鉞，农事兵事、衣饰宫宇，她一一钩沉摹画，“由名物之微而考证诗之所咏所思”。
如《秦风·小戎》，讲古时车战，全篇充斥着种种在字典中也不易查到的方块字，但扬之水却如庖丁解牛般，注出兵车每个零件的名称，哪一根儿木棍有何种用途，怎样把马套在车上，车又怎样启动和操纵，都一一交代清楚。不仅如此，兵车而外，有战马，有将士，有良工，还有倚门远望“言念君子”的人。于是，“备其兵甲，以讨西戎”图景就呼之欲出了：“《小戎》是一幅画儿——用后世的语言，可以题作‘出征图’。画的下方，黄土地上，兵车滚滚，烟尘漫漫。画的上方，却是大块大块青灰色的天。就在青灰的天地相接之处，萧萧疏疏题写着数行绵绵邈邈的念远之辞。”
这样来读《诗经》，《诗》就不仅是“兴、观、群、怨”或 “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而是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史，正如孙机所说，“它带给读者的是科学的清醒，是诗思的摇曳，虽非句句‘达估’，却或又与古人会心之妙。”
微言一克，千钧之重
就在写作《诗经名物新证》期间，扬之水结束了“《读书》十年”的编辑时代。1996年，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开始了“埋姓埋名埋头用功”的学术生活，在一众博士、博士后之间，以“初中学历”一枝独秀。此后，她一直保持着惊人的产量，先秦诗文、两宋茶事、金银首饰、唐宋家具、桑奇三塔，专著一部接着一部。
对扬之水来说，这些旁人眼中枯涩浩繁的考证过程，永远充满求解的诱惑力。“孙先生一开始就和我说，做学问要成‘家’，不要成‘者’。这里强调的不是‘成名成家’，而是做学问的努力方向。所谓‘家’，就是能够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并在其中有所成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扬之水说。直到现在，她还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永远兴冲冲的”，“别人不知道的，我一定要知道；大家都知道的，趋之若鹜的，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
早在2002年，扬之水就对宋人的生活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孙机先生送了她一套《全宋诗》的北宋部分，共二十五册，“书装满了一纸箱，他专门从北大骑车驮来，送到我家”。“结果随手一翻就不能放手了，里面尽是我感兴趣的器具名物”，她索性把后面的南宋部分买齐，用三四个月把七十二册通读了一遍，从此两宋的茶事、香炉、花瓶等诸多器物，依次走入她的笔底。
当扬之水钩沉两宋香事时，人们对“香”的体认还滞留在宗教想象中；而如今，调香已与抚琴、赏花、弈棋、烹茶一起，成为“宋朝热”中的热点话题。在最近的一档有关宋朝美学的音频节目中，扬之水负责名物部分的讲解。节目已经录完，但她对“我们为什么爱宋朝”这个主题，却不太喜欢。“我没有特别‘爱宋朝’，只是很客观地去‘平视’它，希望通过琐细物事的关注，了解、进入它的内部生活。”在《四时花信，展尽黄金缕》中，她勾勒出南宋生活史的鲜丽、繁盛，却不忘强调其“金瓯有缺”的历史现实：“宋室南渡，是用金帛和屈辱换来的一隅偏安”，且“安乐富足既不平衡，又时断时续”。“宋代让我们扼腕的痛事太多了，即便生活史也有苦乐不均，一句‘我们爱宋朝’，就把其中的复杂性一笔抹消了。” 相对于这些不加限定的“大话”，“微言一克，千钧之重”才是扬之水心中的治学目标。她所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之器、微小之物，让某个时代的诗文与那个时代的器物“重新聚拢”，再现一个已然消逝的生活世界。
近十年来，扬之水“寻微”的足迹，渐渐从“书中”走向“馆中”。她和老伴儿一起，跑博物馆、参观展览，从国内到境外，从东南亚到欧洲、北美，“稿费和退休金都砸里面了”。《定名与相知》一书，即收录了她在各地博物馆的观展所得，以精细可感的文字，配上手触眼见的实物图像，过去隔膜晦涩的古器物，立时变得亲切可感。
而在最新出版的《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中，扬之水就利用这些“经眼与过手”的实物资料，重新回到了自己名物研究的起点。当年她写给孙机先生的第一封信，就是请教《金瓶梅》中“？髻”（明代女子戴在發髻上的发罩）的问题。在《物色》中，词话里的“金井玉栏杆圈儿”“穿心盒儿”“金玲珑草虫儿头面”都有了彼此对照的图像，《金瓶梅》由此成了纸上的微缩博物馆，这些晦暗不明的名词一旦被点亮，其背后寄寓的人物命运、世态炎凉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扬之水看来，《金瓶梅》里“没有诗意也没有浪漫，只是平平常常的生活场景，切切实实的功用”，而“唯有辨识物色，才能理解作者设色敷彩的一番苦心”——这也正是她多年来沉迷于一器一物的原因所在。在《物恋》一文中，她曾谈及对张爱玲的欣赏：“我喜欢她对物的敏感，用她自己的话，便是‘贴恋’。”但在喜欢之外，又深知自己的局限，“大约一种物恋是用来丰富人生，另一种是打捞历史”。显然，扬之水是放弃了前者，担负起后者。
“人家总想象，我也焚着香，品着茶，好像多风雅。”扬之水笑笑，“从来没这事儿。”平日在家，她清晨四点起床，写四十分钟小楷后就埋头工作，不午休，不看电视，晚上九点半准时上床睡觉。隔一段时间出去一趟，参观展览，收集材料，“就是这么简单粗放的生活”。
扬之水曾在日记中写到张爱玲：“只觉得她是一只鸟，不费劲地长大了，忒楞楞就扑翅射向蓝天。我却是一生变了几变的尺蠖，只能在地上慢慢爬呀爬，爬了一辈子，也还是在地上。”但正是这种尺蠖般的缓慢爬行，让扬之水始终贴近历史地表，一寸寸、一点点地解决一个个微小的问题。就像评论家张定浩所说：“扬之水很多时候就是中国文化的修补匠，她把很多的虚线慢慢填实，把文明当中遗漏的东西慢慢填实。这是一个非常浩瀚的学问，也可以说是绝学，人穷尽一生都很难做完，但像精卫填海一样，特别值得钦佩。”